花絮（李永亮）
 
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涩谷马克城的四楼，时值初秋。
看见他远远的，慢慢的走了过来，我迎上前去。
他之所以走的步履艰难，是因为前二天不小心扭伤了脚拇指。我建议他改天再来东京吧，但他却执意要来，新干线的票也早已买好。
 
在我们握手的一瞬间，我大概记住了他的形象：西装革履，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留有小胡子，而略显清瘦的脸上，露出几丝温暖的笑容。
担心地看着他慢慢挪动的二条细腿，我忽然联想起一把正在画着图形的圆规。
 
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线都显得清晰可见。
这四十年，三十年来，他就是这样在孜孜不倦的追求着心中的“美好”；
从中国的北京到日本的名古屋，他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描绘着属于自己的“书和画”。
 
他，就是我们将要访谈的主角：许梅邨。 
 
13:00 开始
 
李永亮：各位朋友，下午好！又到了我们"永亮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明月相伴.书画为友--访谈怪异的"静庐"主人许梅邨》。
 
当我写下"怪异"这二字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很犹豫的，不料许梅邨竟然也同意了。有人说从事艺术职业的人多少有些怪异，这当然不是共识，然而我却切身体验了许梅邨的怪异。昨天我在电话里询问他受伤的脚好一些了吗？他回答：老样子，脚不着地，不感觉疼。人是靠双脚支撑而生活的，能一直不着地吗？我劝他还是马上去医院看看。他拒绝：不想花这个时间。我或许明白了，他把时间都交给了心爱的书画，不想把时间花在去医院这件事情上。
 
那么就让我们抱着"见怪不怪"的心态，千万不要"见异思迁"，耐着性子来看看许梅邨是怎么走火于诗书，入魔于画印的股掌之间的。
 
好，我们掌声有请许梅村先生
 
（掌声不够热烈，但是真诚地）
 
按照老规矩、我们先请许梅邨给大家挨拶一下。
 
许梅邨：
 
大家好！感谢李永亮老师给提供我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能与大家进行交流，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谢谢大家。
 
 
李永亮：
我无意间得知：在公元1987年的8月，有位中国留学生为位于日本中部的名门--爱知大学，书写了一款硕大的校门牌，字体的骨力强健，散溢着阳刚之美。书写这款校门牌的不是别人，正是许梅邨。已经经历了30年风风雨雨的这款校门牌，如今越发显得凝重而又淡定，而知道这校门牌明细的人，现在恐怕是寥寥无几了。但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忘记这前无古人，甚或后无来者的有意义的“一笔”。


 
爱知大学的前身是东亚同文书院，这里曾经培育了众多的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政要。青史有名的第一部日中大辞典，就是在这里诞生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日中大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曾经率团访问了爱知大学，在觥筹交错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乘兴挥毫，写下了“激浊扬清”四个大字。


 

这幅墨宝至今仍悬挂在大学的校长办公室。
 
在翻造校园的1987年，为了方便每日数千名学生的进出，学校开辟了崭新的北门，校门打造好了，校门牌的书写将要选择哪位书法家？学校领导绞尽脑汁，最后不约而同地把票投向了许梅邨。许梅邨是幸运的，但他并不知道书写高等学府的校门牌，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还是请许梅邨来讲讲当时的情景吧。
 
 许梅邨：
87年四月，我作为留学生到爱知大学学习。当时正赶上学校的改革，要建设开放式的校园，所以就拆了一部分的院墙，在北面建了一道门。说是门，实际上没有门，只是两棵柱子而已。
 
由当时的日中大词典的主编今泉润太郎先生推荐我来写，还有一位日本的书法家。当时学校考虑到早年郭沫若先生与爱知大学的交往，所以这一回还是决定让中国人来写。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没太重视，也没当回事，不想若干后日本人却一直还在说“すごい、すごい”（好厉害的意思）。这时候才意识到，为日本的大学题了校牌，原来这是一件比较荣耀的事。
 
李永亮：“爱知大学北门”，这六个大字，我想象许梅邨从磨墨开始，到书写完成，大概是用不了一个小时的。但这六个大字却不知隐藏了他多少年的酸涩，修炼和眼泪。 
 
 
许梅邨的童年是在痛苦，贫穷和屈辱中长大的。父亲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日本特务”：被锒铛入狱。父亲临行前给他们四个孩子留下一句话：学一门手艺，将来有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许梅邨朦胧中萌生了想做画家的梦想。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岁月，做画家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不要说他是如何用捡来的香烟壳子订制练习用的速写本。也不要说他是如何的在楼道门板上乱涂瞎写。险些被疑似成小反革命。炎日下，他跑到北京车站画人物速写；寒风里，他蹲在天坛公园画雪景。他曾经因为母亲买不起价值为7角6分的素描书而痛哭流涕。但他最后勇敢经受了报考中央美院落第的挫折。听说他由此而另辟蹊径苦练书法把中国的名人碑帖练了个“底朝天”。
 
我们还是听听许梅邨来讲述他的“苦难学艺史”
 
 许梅邨：
 小的时候就是喜欢涂涂画画，也没什么老师，那时候也没什么美术课。但是因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家里没有了收入，只靠母亲为近邻街坊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勉强度日。记得中国第一次出版的《速写集》，我很喜欢，很想买，大概是黄胄的，但是当时的定价是7毛6分钱，是买不起的。
 
这样的话就找了些旧书报去废品摊上卖，姐姐也把心爱大长辫子剪去卖了，但最终卖的钱还是不够，还是没买得起。因当时我小学的学杂费一年是2块4毛钱，连这个钱都交不起，7角6分钱无疑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出。
 
真正拜师学画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有朋友介绍，到中央美院见到了当时的油画系主任杜健和高亚光夫妇。这样开始跟他们学习素描速写。当时他们家的住房条件非常不好，就住在中央美院门房的后面，只有4-5平米大的小房间，还有一个带病的女儿。女儿因身体不好经常在家，有时候他们夫妇就让他们的女儿来当模特轮换着教我素描写生。
 

 
 
李永亮：由于有了名人的指点，也由于自身的勤学苦练，心中始终荡漾着“学一门手艺”的巨大动力，许梅邨开始在北京崭露头角，他的作品在地区的书法比赛中获奖，他的作品也时时见诸于报端。
 
终于有一天，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彻夜长谈，决定设立“墨星会”。这是经历文革灾难之后的第一个民间艺术交流团体，它犹如一股春风吹醒了艺术青年的创作欲望，他也好像是墨黑的天空中闪烁的一组星星，点亮了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人性
 

“墨星会”发展迅猛，其中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了负有盛名的书画家，这组黑白照片里，有我们熟悉的李燕生，马燕平，还有徐志谦。看他们身穿人民装，雷锋杉，手里捏着半截子香烟，那风华正茂，那踌躇满志的姿态，真叫人唏嘘不已！有关”墨星会“的活动经历，许梅邨说起来一定更加生动。
 
 
 
许梅邨：
关于墨星会的创立和活动呢，讲起来比较长。暨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展览之后，在81年又搞了一个北京市首届青年书法作品展，我写的大字被展览入选并且获奖。
 
之后，当时一些年轻的书法爱好者对书法非常想往和非常热情，所以给我写信和来访者络绎不绝，几乎每晚都是很多的人。这样一来二去的，青年人聚多了，我就提议是否能创立一个由民间自发的，纯民间的青年人的书法组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案很好，于是就决定实施。
 
但是文革之后大家都是心有余悸，尤其搞这种组织都是不合法的，不被政府承认的。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后来推举我当会长，李燕生是理事长，刘小晓喻是秘书长，马燕平老兄作为事务局长，这样就开始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每次所谓的活动，都是在我一间还不到九平米的小屋里聚会，共同探讨和一些交流。
  
墨星会成立之后，在1984年由日本方面提出来想搞一个联合展览。这个问题比较难，因当时我们不是合法的组织，没有办法租到场地。这样就由墨星会的一位在北京古观象台工作的同仁，去做他们单位领导的工作，商量是否能借给我们场地。
 
北京古观象台虽然是文物单位，但平时很少有人问津，很少有人去的地方。所以他们领导觉得这是件好事，也能增加票房收入，这样就决定举办三天。后来因展览非常成功，所以他们主动提出要我们延长三天，而且是免费提供的。
 
以这个展览当时搞得很艰辛，因为我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咨询过，当时有位姓许的领导对我说“一笔写不出二个许字来”，劝我不要做，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谁都担当不起。当时大家也都很害怕。
 
展览成功之后，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在全国的反响都也很大。官方的媒体也为此做了一些相应的报道。虽然是民间团体，但是受到了政府的一种默许。就这样我们正式开始进入了活动，定期在北京、日本主办联展还有一些交流活动。
 
 
 
李永亮：”墨星会“作为一个民间的艺术交流团体，依然顽强地释放着属于自己的光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墨星会”不仅仅在国内为艺术圈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它的星光也多少影响了在水一方的蓬莱仙岛：日本。在日本中部有一个名叫“深邃篆会”的书法组织，通过书信往来，对许梅邨的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绘画作品“桥父归山图”，篆刻作品“江山多娇”也陆续地在该会的刊物上发表。
 
命运的安排，我们不能不说是富有戏剧性的，
 
不会说一句日语的许梅邨的父亲，因为“日本特务”的罪名莫名其妙的被关进牢房；而今天真正的日本友人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于是，“墨星会”和“深邃篆会”联手在北京，在长野松本等地举办了多次合作展览，反响强烈。这是一个壮举，应该说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第一回。不仅如此，许梅邨还为一位行将就木的，喜爱中国文化的书道老人，治印二枚，了却他人生最后的愿望。有人心有余悸地说：许梅邨真是吃了豹子胆，他笑了。我们还想知道许梅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