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花开的时候》
--纪念女演员作家王莹女史逝世五十周年
徐 青
 
“石榴花常艳，虚名昙花荣，爱国比屈萧，对党慈母忠。”这首诗是沐浴着五四运动阳光成长的“新女性”已故著名影剧演员、作家王莹（1913-1974年）所作。每当一年一度的石榴花开的时候，那个用大红绒头绳，一边一个，紧紧地扎了两个又翘又弯的“水牛角”，穿着半新的花洋布褂裤，眉间用胭脂点了一颗圆圆的小红痣的小女孩好似就会朝我们走来······


《宝姑》封面

王莹出生在长江下游的一个小县城，县城虽小，又没有其他著名的大城市那样繁华，古迹那样多，那样现代化。但出产很丰富，别的不说，单是茶、米、水嫩豆腐、剪刀、春夏秋冬四季不断的水果和蔬菜，长江里成年到头打捞不尽的鱼虾，已是远近闻名，它就是安徽省的芜湖市。由于母亲早亡父亲另娶，王莹先是受继母虐待，后又因父亲亏空公款，只得以5000元将王莹许配给了芜湖开帽店的薛家做童养媳。但富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王莹在13岁那年逃至长沙舅母家，改名王克勤。第二年进入湘雅医院护士学校学习，酷爱阅读。这时正是大革命时期，北伐军席卷湖广北上，王莹就在这时和进步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革命工作。因在给我党递送情报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觉，在友人的帮助下从长沙逃至南京。此时，王莹已经小露文才，写的一封传闻甚广的控诉信，在反对湖南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以至令军阀何健震怒不已，并下令通缉王莹。由此，王莹又从南京逃到了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在浦东一个隐蔽的小学校里当语文和算数老师。这时谢冰莹帮其改名为王莹。


《两种美国人》封面

1930年，王莹参加了共青团和党的组织，于1930年至1932年在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文学系学习，也是从这时起开始大量阅读中外名著。在复旦学习期间，还加入了“复旦剧社”，是该剧社的主要演员之一。王莹天生的具有热爱正义，敢为人先，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曾先后四次被捕入狱。1932年后，王莹还参加演出了话剧《酒后》《塞上风云》《放下你的鞭子》《赛金花》等剧目。并拍摄了《女性的呐喊》《自由神》等四部电影，对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和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斗争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与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等合影

1934年，王莹前往日本学习，住在东京市长崎街东街，并结识了日本左翼戏剧的旗手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先驱者秋田雨雀（1883-1962年），方土与志和村山知义等戏剧家。与他们交谈日本新剧运动的发展趋势，交流中日两国戏剧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秋田雨雀与王莹说，“你们中国人一般身体做戏都很好，动作很大；我们日本则不然，那原因是：中国土地广大，语言复杂，必须以身体动作来辅助语言的不足；而日本土地狭小，语言统一，因此，以身体动作做戏的情节的比较少的”[1]。王莹在1934年10月3日把此次访问秋田雨雀的整个过程，写成了《秋田雨雀访见记》发表。秋田雨雀一直不忌惮反动政府的密探盯梢，坦然地与中国留日的“左联”成员、进步的文艺创作青年接触。


与赛珍珠夫妇合影

在日期间，王莹刻苦学习，早晨六点钟便起床，从寄宿走到电车站，再要换乘三部电车才能到达补习学校，在去补习学校的晃动的车厢里，还在默默地背诵着日语单词。下午再赶回住宿洗刷做饭。到了晚上会再去另一所补习学校学习，回家时都已过十一点。但在日本王莹又受到日本反动势力的干扰，无法安心读书，于是第二年1935年春节过后，就从日本回国了。回国后的王莹住进了上海霞飞路（现在的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的一幢房子的一室内。由于投身于抗日反蒋的洪流之中，又与陈波儿等人在巡捕房被拘留了整整一个星期。

1947年的王莹

除了演话剧拍电影，王莹还是一位才女，随着革命情怀的不断高涨，其创作热情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先后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东方》《妇女生活》《申报》《民国日报》《大晚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随笔、游记和杂感。
此后，随着抗战的爆发，王莹开始做抗战宣传工作。在洪深的带领下，奔赴抗日前线宣传演出，主要是《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九一八以来》《日军暴行》《在东北》五个剧目。并赴南洋义演募捐，此时结识了画家徐悲鸿，文学家郁达夫等人。
1942年在党的安排下，与丈夫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1912-2005年）一起赴美“留学”，实为做统战工作，与美国人民联结友谊，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抗战实情，特别是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对加强中美人民的友谊，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重要且紧迫。临行前，周恩来总理还再三嘱咐王莹，一定要下苦功夫学好英语。


与徐悲鸿合影  


与郁达夫等合影

王莹与丈夫谢和赓在美国共同度过了十三年，分别在各大学读书，两人都靠奖学金学习到1947年。两人生活极其简朴，餐桌上看不到肉制品，经常是一盘蔬菜色拉，罐头汤和烤面包。除了生活必备品以外，基本不购买任何物品。王莹不仅在贝满女子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还到邓肯舞蹈学校学习舞蹈。同时还组织剧团在美国各大城市和工人区宣传抗战。谢和赓在《纽约新报》做翻译和代总编辑的同时，仍在大学的夜校修城市管理、经济史和国际关系等科目。一直到1954年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国为止[2]。
在美国期间王莹还参加了由苏联、美国、英国及其他反法西斯阵线的国家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


与罗斯福夫人合影

青年学生代表大会。胡适曾对会议筹办理事们推荐，“只有王莹的经历胜过其他国家的代表”。众望所归，王莹最终被选中。史沫特莱和赛珍珠夫妇等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帮助王莹练习演讲，最终成功地出席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在美期间，王莹还创作了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石榴花开的时候》后改名为《宝姑》，写的是三代人，王莹的祖母、母亲和自己。在美国最后几年王莹和美国作家、美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普爱德（Ida Pruitt）一起把《宝姑》翻译成了英语准备出版。

1954年秋天，在麦卡锡主义统治时期，王莹与丈夫谢和赓先后被移民局逮捕，关押在哀离思岛和其他三个监狱共两个月，然后被驱逐处境。1955年春天，王莹夫妇回到北京。阿英和王莹谈起《宝姑》要她继续努力，定稿后争取出版。还建议王莹应该先把这次在美国的遭遇写一本书发表。董必武也认为，“这可以暴露美国迫害留学生和监狱里面的情形嘛！也可以是大家了解美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嘛！同时，还可以把美国的民主、自由、正义的真相揭示出来嘛！”李克农和田汉则一再鼓励王莹，要她趁着未就工作的时候，先把要写的材料记述下来，一则免得事隔太久，冷了气，也许会忘掉许多生动的情节。田汉还夸奖王莹道，“你还是那样一个五湖四海可爱的人，如今从美国回来，知识经历都增加了，胸襟更宽阔了，你那股热情和朝气还和从前一样，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3] 1961年的夏天，王莹躺在床上盖三床棉被，身子还发抖，病情很严重，但是还是写好了《两种美国人》这部书和修改、誊抄完成了70万字的《宝姑》的稿子。文革时期，王莹的手稿都被抄走散失，后来，92岁高龄的浦爱德把自己的一份英文译稿托人带来中国，因此，《宝姑》中英文稿终于得以保存，实属万幸。


晚年在香山写作的王莹

    王莹年轻的时候就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谦虚地谈到，“对于自己刚脱稿时的写作，总是那么欣喜和热情的，而且，是非常满意的呢，但，过了些时候，在杂志或是报章上刊出来的时候，便会觉着在文学的技巧和素养上，自己是那么的不行，那么的幼稚和欠缺。”[4] 又道，“我忠实于自己，更忠实于自己的写作，假如不是对于所描摹的事物有了深切的理解，或是有了真的感觉和情绪的时候，我是怎么也不敢下笔的。”[5] 也写道“当我写的时候，或是思考着应该怎么写的时候，总是那么地不能平静呵，什么也忘了，连自己也忘了，有时候，整夜地不能睡眠······”[6] 王莹曾在“写给英子的信”中写道“艾霞自杀了，事业和感情的绝望，大概是自杀的主因吧。这个社会是不容留比较好一点的人存在的，有什么话好说呢！”[7] 如此伤感的话，好似在预示着自己的将来。
    每当深秋的风冷冷地吹起，梧桐树叶开始飘落，漫步在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附近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王莹的“在上海，我最喜欢的，是秋冬两季的太阳，当没有风的冬天的早晨，或是秋的午后，挟着一卷报纸和几本书籍，坐在清冷的公园的角落里，迎着太阳，静静地读着书的时候，有时，是会连吃饭的时间也忘去了的。那是，具有了一种最恬静，最温和不过的感觉了


王莹在上海

参考：
 谢和赓，“难忘的关怀——记王莹写作《两种美国人》等书的经过”，《读书》，1981年2月，第99-100页。
  王莹著，陈子善、张可可编，“我的创作经验”《衣羽》，北京：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1年，第46页（原载于1934年上海《女青年月刊》第十三卷第三期）。
  王莹著，陈子善、张可可编，“我的创作经验”《衣羽》，北京：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1年，第47页。
  王莹著，陈子善、张可可编，“我的创作经验”《衣羽》，北京：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1年，第48页。
  王莹著，”王莹写给英子的信”，《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一期，第20页。
  王莹著，陈子善、张可可编，“东岛旅程：秋的祭礼”《衣羽》，北京：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1年，第93-94页（原载于1934年上海《时代电影》第一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