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210岁”的生日》
作者  董红俊

昨天是夏至，又恰逢父亲节。我和健治、纯子、淳一、洋子四位老朋友相聚在长野县蓼科高原，兑现十年前的约定——庆祝我和健治、纯子三个人加起来210岁的生日。

说起这个“210岁生日”，还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

1984年，我从山西老家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那是一个物质并不富裕却充满理想的年代。周末最大的娱乐活动，无非是看电影、划船，或者在教室里举办舞会。把课桌往墙边一推，搬来一台录音机，放上几盒磁带，舞会便开始了。

就在那样一个普通的舞会上，我认识了日本留学生小川健治。

那天我刚跳完一支伦巴舞，一个明显比我年长许多的人走过来，用温和的日语对我说：“伦巴的步法应该是quick、quick、slow，我来教你吧。”于是他一遍遍耐心示范。从那以后，我不仅学会了跳舞，也收获了一位影响我一生的朋友。

健治比我大整整二十岁。他和小他十岁的夫人纯子在东京几处养老院教太极拳为生，他们来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学中文，而是学太极拳。后来我常去他们宿舍聊天，也在那里认识了淳一、洋子等朋友。我们用中文和日文交流，从彼此身上学习着书本之外的世界。

年轻时的我也闹过不少笑话。

第一次陪纯子的父亲去北京京伦饭店吃西餐，看不懂菜单又不好意思承认，看到“汉堡包"三个字便以为和食堂里的包子差不多大小，一开口竟点了三个。等服务员端上来三个巨无霸汉堡时，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

还有几次，我嫌登记访客麻烦，站在留学生楼下大声喊纯子的名字，以为名字后加上“桑”太见外，就直呼其名。

许多年后她才告诉我，当时不少日本留学生都跟她开玩笑说“你的中国恋人又来找你了”。

1988年，我来到名古屋大学留学。得知消息后，健治、纯子专程从东京开车赶来，车上装满了衣物和生活用品，帮我安顿新生活。那天我把餐具统统扔进水池，开着水龙头任其冲洗，自以为理所当然。我说“反正每月固定交1200日元水费，水随便用。”健治却认真地告诉我：“这不是钱的问题，节约资源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当时的我并不完全理解。多年以后才明白，那不仅是节约用水，更是一种对社会、对世界负责的生活态度。

健治夫妇收入并不丰厚，却每月拿出五千日元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总是尽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我父母三十多年前唯一一次来日本旅游，身份保证人也是健治。

淳一则是一位真正的“中国通"。留学期间走遍中国各省，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人。他总能看到中国的优点，也从不回避存在的问题。

洋子来自冲绳。几十年来，她做过修路工、电脑技术人员等十多种工作，始终勇敢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她身上那种坚韧与乐观，令人由衷敬佩。

2006年，健治六十岁时，我们在他家为他庆祝花甲。席间有人随口说：“十年后健治七十岁，纯子六十岁，小董五十岁，加起来正好一百八十岁。”大家一笑而过，我却记在了心里。

十年后的2016年，我悄悄在东京银座安排了一个"180生日会”，给他们一个惊喜。那一天，我们又约定：十年后再聚，一起庆祝210岁生日。


 

于是，便有了昨天的相聚。

在气候凉爽宜人的蓼科高原，我们一起泡温泉、赏风景、逛道之驿站；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世界杯；一起吃烧烤、切蛋糕、聊往事。

晚餐桌上的生鱼片、鱿鱼和烤鱼，是淳一亲自出海钓来的；

生日蛋糕是洋子亲手制作的；西红柿、黄瓜、茄子等新鲜蔬菜，则来自健治和纯子亲手打理的菜园。

没有豪华宴席，没有隆重仪式，却处处都是朋友的心意。

四十多年的友谊，早已超越国籍、年龄和地域。

我们从青年走到中年，又从中年走向老年。头发白了，皱纹多了，可彼此相待的真诚却始终没有改变。

临别时，大家约定好好保重身体，十年后再过240岁生日。当然，十年太久，一年总要小聚几次。

今天上午刚刚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重逢了。

人生能够拥有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