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边境 近境》的中国书写（1） 

 
【摘 要】以参观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役遗址为目的，1994年夏村上春树经历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体验。他穷尽讽刺与幽默之能事，将在中国东北一带的住、行、食等诸方面的所见所感，用“瞠目结舌”、“难以捉摸”、“异乎寻常的噩梦”、“超现实主义恐惧”等系列带有不安、不解或厌恶情绪的词汇，完成了他对90年代中国的书写。身为个性作家，村上对中国的认识，却没有摆脱日本传统历史的语境束缚，也没有超出社会大众视域内的中国观范畴。这是由日本 “脱亚入欧”及其国民心理上的定势效应所致，也与他个人一贯地崇尚西方文化的特质有关。
 
中日毗邻，日本文人到中国来旅行是常见之事。据学者王向远的著述《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中的资料显示：“从明治维新后到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前的近70年间，来华旅行过的著名文学家就有50多人。他们来中国旅行后，大都有纪行性的作品发表或刊行。”并且该书还指出，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1980-1990年代，来中国旅行的作家更多。作家村上春树就是在1994年游历了中国，“去中国完全是第一次”，也是他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之旅。
 
 
他将这唯一的中国之行连缀成篇，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并编入其纪行文集《边境.近境》之中。当然，在其他书目篇章里也有提到这次中国之行，比如收载在《漩涡猫的找法》中的题为“这个夏天我在中国、蒙古旅行，在千仓旅行”的随笔，但相比之下，《边境.近境》文集中的《诺门罕钢铁墓场》篇对中国的书写更为集中、详尽。村上春树到中国本是冲着中蒙边境之地的诺门罕而来的，因为他当时创作的长篇《奇鸟行状录》中写到了诺门罕战役，《马可·波罗》杂志社便邀约他去诺门罕旧址进行实地考察与采访，村上春树早想亲临诺门罕遗址感受一番，这就促成了他的中国东北地区与蒙古边境一游。 
 
 
他们一行人在1994年6月28日从日本成田出发，花费了两周的时间，分别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看了诺门罕遗址，并由半个世纪前日俄之间的那场战争对日本这个国家进行了深度思考。尽管作者并非是抱着纯粹的中国游之目的，而事实上，在《诺门罕钢铁墓场》中，约有五分之三的文字，书写的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几所城市的所见所闻。 
 
 
村上春树在中国东北一带的游历路线基本是这样的：从日本成田直飞大连，行程四个小时；从大连坐火车硬座到长春，颠簸了一夜十二小时；在长春参观了长春动植物公园（原为“新京动物园”）之后，再坐火车硬座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两家医院治疗眼睛，接下来从哈尔滨乘坐相对高级的软卧到了海拉尔，在此参观了“望回楼”与万人坑，又从海拉尔再乘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了新巴尔虎左旗，之后又沿着荒野中的坑洼路花费三个小时奔向了诺门罕村。所以，除了目的地诺门罕战地遗址之外，村上春树对中国的书写，基本上锁定在大连、长春、哈尔滨与海拉尔这四座城市。
 
 
然而，在90年代的开放中国的背景下，村上春树仍以日本近代以来遗留下来的先进国民的心态，极尽讽刺与幽默之能事，用“瞠目结舌”、“难以捉摸”、“异乎寻常的噩梦”、“卡夫卡式的郁闷气氛”、“超现实主义恐惧”等带有不安、不解与厌恶情绪的词汇完成了他的中国书写。 


 
村上春树《边境、近境》（新潮文库2000年版） 
 
一、村上春树的中国人印象 
 
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出现过不少的中国人，如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出现的杰氏酒吧的吧主“杰”，.短篇《去中国的小船》中忆起的没有交代姓名的常年生活在日本的三个互不关联的中国人，长篇《天黑以后》中在日本情爱旅馆接客不幸遭人毒打的十九岁女孩郭冬莉，还有短篇《悉尼的绿色大街》之中一半是中国血统的女孩查莉。显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全都为旅居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而且，日本学者青木保和黑古一夫等将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人视为隐喻或“概念性的记号”，认为村上春树只是借此在表达自己某个时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笔者认为，不只是《去中国的小船》，上述其他的有中国人出现的小说都是如此，他们只是一个人物符号，用韩国人或美国人等将其置换也不会改变小说的主题。简而言之，村上春树小说中书写的中国人，跟现实意义上的中国人相距甚远。而村上春树的那次中国之行，才真正地看到了现实中的中国人。
 
1, 整体印象
 
从整体印象上看，村上春树来到中国让他最先大吃一惊的，是人多。他在文中对中国人多的描述极其夸张：“国土大得不得了（尽管大），人也多得足以把国土整个填满。去哪里都满满是人，没有人的场景压根儿不存在。”显而易见，这种夸张表现出村上春树对中国人多的反感情绪。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人多，他谈到自己在日本原来不相信南京大屠杀和“万人坑”的所杀人数，而到了中国一看，心想：“那真可能实有其事，总之人就多到那个程度。人不知从何处一拨又一拨赶来。”还因为看到中国到处拥挤不堪，目睹中国人不分场合地扔烟头、吐口水、大吼大叫、硬卖东西，他写到：“长时间面对如此光景，难免产生类似恐怖的感觉，觉得数量陡然差了一位数。甚至觉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觉发生根本性错乱的，说不定也是这种压倒性的物理数量的差异。”村上春树的这种揶揄对中国人显然是缺乏尊重的。面对历史上的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恶劣行径，村上春树竟然大开玩笑，说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多又嘈杂，致使日本兵们神智错乱才发生了大量屠杀中国人的事情，这种无视历史事实抹杀战争本质的肆意猜想，连他自己都感到“这么说也许会招致误解”。
 
其实，文中还有一处连他自己也认为“这么说或许不合适”的表述，就是在村上春树到了边境城市海拉尔的时候，他觉得像是进了另一个世界，看街上走的人觉得都不正统，在文中他这样描述海拉尔游牧民：“或许以前没怎么见过外国人，我们每次外出，他们都眼盯盯地注视着我们。眼睛好像几乎不含任何感情。与其说因为好奇而看，不如说仅仅因为我们是异物才看的（采集倒没采集）。恶意可能没有，但具体如何我不得而知。被人险些把脸看出洞来，心里难免不大是滋味，而若看的人是当兵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真怕出点什么意外。年轻士兵大多邋邋遢遢，或解开衣扣，或歪戴帽子，或叼着烟卷，活像从前日活电影里的阿飞。”在这里，村上春树用幽默诙谐的笔墨，竭力渲染中国当代游牧民的无知蛮荒与边境大兵的素质低下。中国的鲁迅，在20世纪初书写了日俄战争期间那些麻木而冷漠的中国人看客，但他是在为大清国民的愚昧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村上春树在20世纪末如此书写中国边境那些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对外国游人好奇的游牧民“看客”，其心态和意图究竟何在，可想而知。
 
2 个别印象
 
从个体的中国人接触上，村上春树也是用尽讽刺与幽默之手法，来突出中国的“异乎寻常”。文中写到，当他问身边中国人为何街上没有信号，对方回答说有信号也没人遵守，还说大家若好好遵守的话交通堵塞是可以减少的，然而村上春树对那中国人的评价是“全都像说别人似的，谁都不肯从自己做起”顺势批判了中国整体国民素质。指出中国人的不良习惯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关键是他只关注中国人的不足之处，流露出他作为先进国民的优越意识。在长春参观日伪时期建造的动物园时，看到“抱虎照相”的生意招牌，他感慨到：“有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一百三十日元就能抱上真正的虎子，真个十分了得，不愧是中国。”这里用“不愧”一词讥讽了中国人做买卖是无孔不入，但毕竟价格便宜机会难得，他决意要抱虎照相。抱虎子之前因心里害怕，再次向饲养员问询虎子是否真的不会咬人，对方自然是让他放心，给他一句鼓励，而村上春树对中国人说出的“放心，不怕的”不可置信，原因在于他觉得中国人擅长“夸大”。
 
在从长春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上，没料到车窗外飞进来的异物进入村上春树的眼睛，害得他在哈尔滨两家医院接受了治疗。文中写到，他在第一家医院里遇到了一位肌肉发达的武斗派中年女医生，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叫着给他取出了眼里的异物。之后因为眼睛再次痛不可耐，遂转到市立医院治疗，在那里碰到另一位中年女医生，在村上春树看来她显得比日本歌手石田亚由美还要疲倦，最后还展露出“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凄寂的微笑”。两位中国女医生，两种风格，一种是哇哇大叫的狂躁型，一种是疲倦凄寂的无力型，再加上医院里面总是很暗，在村上眼里，尽管在中国看病便宜又快捷，他还是觉得中国的医院从整体上笼罩在“卡夫卡式的郁闷”气氛中，他在文中写道：“蓦地，我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恐惧――假如不小心开错一扇门，那里面说不定又有中国式异乎寻常的情景展现出来。只是取出眼中异物倒也罢了，而若是更大的病，我可不大想在这里彻底接受关照的。”
 
总之，在村上春树眼里，中国人处处表现异常，让他感到不安和恐惧。唯有从哈尔滨到海拉尔的途中，村上终于在同一个软卧车厢里，遇到一个能够引起他的好奇心的中国人，那是一个在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做贸易生意的中年个体户，村上莫名其妙地想对那中年男子简单到极点的经济行为及其命运轨迹探个究竟，终因到海拉尔要下车无奈作罢。在这部纪行文集《边境.近镜》中有一篇题为《横穿美国大陆》的游记，在写到途经的西部唐人街时，一听说是中国淘金者掏出的新城镇，作者就很刻薄地总结说：“没有一技之长的穷中国打工者只要听说有工作，即使万里之遥也不在话下”。对于那里的中国人在镇子下面挖出规模很大且连吸鸦片和赌博用的小屋都齐备的地下“别镇”，他感叹到当时中国人的想法和能量“到底匪夷所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