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日本平成时代最后一个12月中旬，我和几位东京出发的学友，随着著名章草书法大家郭同庆先生主持的“翰墨书法会”的私传弟子们来到群马县前桥，在郭先生的事务所所在地参加忘年会。这其中多数弟子是日本人，不乏有庆应大学OB，大手会社役人等重镇人物。郭先生带弟子们参观了著名的“上野三碑”古迹，又在前桥最好的饭店里举行了忘年会晚餐。
        晚餐上每个人做了自我介绍，郭老师热情地让我介绍了“郭沫若文化研学会”，并介绍了这之前在市川郭沫若纪念馆举办讲座活动的情况。出乎意料，这引出了书法班成员小野先生关于郭沫若与东洋文库时期的话题。
       小野先生曾在朝日新闻报社工作多年，现在是陶瓷艺术评论员，任日本陶瓷协会“陶说”的编委及日本陶瓷协会萩后援会长等职务，无疑是陶瓷方面的专家。因为长期的编辑工作关系，小野先生与昭和时期的许多文化人有过接触。他与郭沫若在朝日新闻摄影部就职的孙子也有交往。
       抽着现在罕见的大烟斗（奇怪、并没吐烟）的小野先生本人看起来就显得很有故事性。听说我们有“郭沫若文化研学会”后，他讲到了一些我读遍中文及日语的郭沫若研究书籍而未得知的信息：关于郭沫若与抗日战争期间向安娜和孩子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的关系，权威的学者研究书都讲过二人之间在郭沫若归国前只是相互间有所闻但未曾见过面。但小野先生坚信他们二人至少在热海的一次聚会上曾经有过交流。但这个说法的依据、小野先生说记忆中阅读过的文字部分要化些时间才能回忆起来是出于哪个方面的哪本书籍的哪个章节。

        前桥忘年会后只过二三天，小野先生给我寄来厚厚一包资料，并且还附上了长达几千字的mail来加以注解。这样关心这个研究话题、如此快笔地帮助别人的日本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很让我感激。
        小野先生寄来的材料是围绕着日本古陶瓷研究家小山富士夫先生的。小山富士夫在日本是个无人不晓的陶瓷界名人，是日本昭和时期研究陶瓷古董的第一人，也是研究陶瓷制作工艺的第一人，他的收藏和他制作的陶制品展始终是日本人的话题。
        但为什么小野先生这么快地寄来小山富士夫的资料呢？忘年会时我只理解了与已知道的事情及人物有关的信息，并没有完全理解消化小野先生那样热情地叙述出来的全部信息。
        读过mail和寄来的资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资料中的小山富士夫先生竟然是1930年左右郭沫若最初走进东洋文库时的读友，也是与郭沫若有过家族来往的日本友人。战前他曾去过市川市郭沫若宅很多次，郭沫若也到过他的家里。他们的相识不是因为第三者的介绍，而是巧遇、在东洋文库他们同坐在密室里研究了相近的分野。
       关于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时期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以往的研究著作主要都是依据郭沫若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创造十年”及“创造十年续篇”等著作中涉及到的对在日本时的描写，另外还有殷尘（金祖同）所写的的“归国密史”一书的延伸。
        在日本生活期间，郭沫若无论是与甲古文研究出版时的友人田中庆太郎还是与中国古音乐知音、雕塑家林谦三的交流，以及对研究对手的内藤湖南的拜访，都是在战前（近代的国力之差已造成了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极度歧视时期）的事情。郭沫若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情商也高，这决定了年轻时以他为首的创造社同仁关系的成功。而在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的艰难时期，有不少日本人愿与他交往，他们的友情渗透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及个人生活，这在那个时代是个难得现象。
 
       日本昭和时期那场战争把日本人和中国人不由他们自主地划分到了绝对的敌对立场。1937年7月郭沫若毅然回国参战后，相互之间的个人友谊已完全处在敌国关系的大前提阴影之下，而且这些日本友人本身也生活在日本宪兵组织猖狂的监视恐怖环境中。不难想象，出于珍惜和保护昔日的友人，在战争迷雾阴影下的三十、四十年代出版著作里，郭沫若也好、殷尘（金祖同）也好，这些中国作家一定尽量少地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交往过的日本友人，即使必须写到、他们也用了一种冷漠口吻，这是不难想象的事情。因此从这点上看，关于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时期与日本友人交往的描写，出现不足甚至不确切的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但日本友人中，战时及之后也有不少人曾经写过相关文章或在文章中提到过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些散落在浩渺无际的近代日文书籍中的记载有很大再发现价值，更多地发掘出日本人关于与郭沫若市川时期的交往描写是对郭沫若文化研究极具意义的一件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