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满洲”之于日本与日本人
“满洲”，原本是满族的别称，但它更多的是一个历史概念，清末俄日入侵我国东北后，借用满族的旧称将当时的东三省称为“满洲”。 对中国人来说，“满洲”是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一段屈辱与创伤，尤其是30年代日本在那里扶持当时中国已退位的皇帝溥仪建立了傀儡国家，所以中国称之为“伪满”，而在日本有“满洲”、“满洲国”、“满蒙”甚至“蒙满”等多种称谓。
其实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满蒙情结。早在明治末年，日本学者发现日语从语系特征上看，与满语、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 随着西方人类学、语言学知识的传入，他们更坚定了这一推论，所以日本人认为他们民族最早很有可能是从蒙古、满洲迁入日本列岛的。而在日本考古学界，就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问题，1948年有学者提出了著名的理论即“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该理论认为日本大和民族的源头可追溯到满洲的松花江流域的扶余族支系，而扶余人本是从蒙古东部等地迁移过来的游牧民，所以日本人也应与满洲人、蒙古人同属游牧民族，应是骑在马上征服王朝天下。当然，这种理论也遭到批判，但却是促进日本学者关注满洲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在日本，关于“满洲”的书籍与资料每年层出不穷，相关译著也很多。
而日本与“满洲”的首次邂逅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沙俄意外战败，将关东州租借地及其中东铁路南满洲支线转让给日本。而这场日俄战争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历史上首次由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的战争，而且对方是欧洲的一个大帝国，在当时震撼了整个世界，也更加助长了领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急速扩张空间的野心，他们把目标定在朝鲜半岛与亚洲大陆。台湾与朝鲜先后被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中国东北的完全沦陷是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紧接着在1932年3月，日本扶持当时中国已退位皇帝溥仪，在中国东北土地上炮制了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其最大的经济支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简称“满铁”），同时借由这个经济体系掌控中国东北的政治圈、文化圈。另外日军占领满洲后，又打败中国国民党军队主力占领中国大部分内地，野心又转向苏俄西伯利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满蒙边境地带，日本与苏俄之间事件不断，如 “诺门罕战役”等。直到1945年8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苏联红军出兵击败了驻守满洲国的关东军和满洲国军，日本彻底结束了在中国满洲地区的长期殖民统治。
而日本国民对满州的关注，主要是缘于日本政府对“满蒙生命线”论的宣扬与普及。“满蒙生命线”，是在1925年由日本的多次担任中国领事的松冈洋右提出，他大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抛出“田中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0年，前述松冈洋右当选为日本
众议院议员后，开始在议会内外散布“满蒙生命线”说。翌年，松冈终于将其精心炮制的《动荡之满蒙》小册子抛向社会，着力强调满蒙对日本国防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严厉取缔和制裁”。从此“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而且，在“满蒙生命线”框架下，政府当局除了极力强调满蒙在日本经济、国防上的重要性之外，还把满蒙定位为“日本过剩人口的吸纳地”。1936年，日本在拓务省和关东军的主导下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先后移入中国东北开荒种地，成为日本满蒙开拓团的主力军，以响应伪满洲国提出的所谓“王道乐土”“五族协和”之口号（见下图）。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为止，移民到“满洲”的日本人达 155万人，其中“开拓民”即所谓的农业移民大约是 27万人，占移民总数的 17%左右。


1933年12月“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制作的“五族协和”海报
 
满洲，对日本和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日本年轻的研究者山畑翔平说：“这个问题，战后六十年来直到现在都在不停地叩问人心。主要原因可能是满洲具有两重性吧。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讲，提起满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伯利亚流放或遣返回国的战后悲剧，想起那里荒无人烟的土地等等负面形象。但同时另一方面，在昭和六年（即1931年——引用者注）9月的满洲事件以后，满洲开拓成为国策，对移民到满洲的农民给予奖励，直到昭和二十年（即1945年——引用者注）战败为止约有27万日本农民作为移民前往满洲，这些完全是事实，而那些决心前往满洲的农民应当感到了满洲的魅力所在。”简言之，其观点是日本人既有着在满洲遭受过战争创伤和蹂躏的那种痛苦与恐惧，同时又对满洲曾经投入的建设和生活产生一种怀旧之情，这种看法在日本年轻一代较为普遍，他们往往流于表象，不去寻根问源，甚至在日本有一类人把对满洲的怀旧之情升华到为“满洲”唱赞歌的，比如冈田和裕，他出生在“满洲”，做过新闻记者，现从事近现代史研究，他说：“满洲国是个怎样的国家？满铁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照直说，这个国家是日本人的最高杰作。
在短短13年里完成了如此大面积的国家建设，这在世界史上也无出其右者。日本作为世界上居于前列的经济大国，即使现在也不再拥有满铁那样出色的企业，满铁的伟大可见一斑。”这种言论是对昔日的所谓“辉煌”流连忘返，但显然是无视日本侵略行为的本质，缺少对亚洲被殖民者的尊重。中国学者董柄月的观点是比较中肯的，他认为：“ 十九世纪末之后的满洲对于近代日本具有多重意义，嵌入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明治日本在这里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从而恶性膨胀，军国主义者在这里实践殖民思想、构筑‘满洲国’这个‘昭和最大的梦想’。同时，满洲也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风景’——比如在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那里，在川村凑《异乡的昭和文学》（岩波书店一九九○年出版）一书论及的安部公房等战后日本作家那里。”

提到日本近现代作家对“满洲”的书写，其实战前跟战后有很大的区别。战前“满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在数量上相当多的。1906年满铁成立之后，日本作家多以游记的方式书写满洲，其中较为有名的，如夏目漱石的《满韩漫游》（1909）、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1906）、《中国漫游记》（1918）、与谢野晶子的《满蒙游记》（1928）等等，共同特点是大都表现出身为日本国民的优越意识，对中国贫穷、落后与肮脏的社会现实流露出不同程度的鄙夷与不满。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作家陆续进入满洲文坛，成立文学社团，创立日文杂志，满洲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代表作家有北村谦次郎、今村荣治和牛岛春子等。中国学者王向远，将伪满洲国殖民时期的日本文学称为“对华殖民的文学”（也称为“殖民文学”），并指出“更多的作家不是从现实，而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热衷于制造日本统治下的民族协和的神话。”日本学者也有在满洲文学研究上态度比较客观的，如尾崎秀树在其著作《近代文学的伤痕——旧殖民地文学论》（1963）中，专门列章节论述了伪满洲国的文学诸相，主要分析了由不同民族文化构成的满洲文坛中被殖民的文学者从抵抗到屈从的无奈之创作姿态，这本书被日本文艺评论家、法政大学教授川村凑评为“有良心”的专著，川村凑本人也是在满洲文学的研究专家，他将满洲文学称为“异乡的昭和文学”，事实上在昭和文学史上满洲文学几乎不入主流。而战后，从政治与经济或历史角度研究满洲的书籍很多，但日本作家对满洲题材的创作很少，而多以电影、漫画或动漫的文艺形式来表现“满洲”旧事。如中西礼的小说《赤月》，描写的是日本侵华时日本平民在满洲创业及战败后流亡的生活，
但该作被大众更广泛地接受是在日本大师级导演拍成电影之后。影片尝试着对历史、战争本身以及人性等多元素进行深层的拷问，也被认定为向中国人谢罪的电影，但事实上影片还是弱化了日本侵略的大背景，片中人物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参与战争有些许的反省忏悔，不如说是对“满洲”的幻梦破灭后的悲伤与痛苦。村上春树作为战后代表性作家，曾经因初期创作主题远离社会，多描写浪漫爱情和小资情调而被奉为“小资教父”，但在稍后的创作中多次植入“满洲”这类历史性元素，实不多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