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笔下的“满洲” 书写 》（2）


二．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满洲” 书写
关于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满洲”元素，集中体现在《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与《1Q84》等几部颇有影响的小说作品中，在长篇《奇鸟行状录》中最为突出。
《寻羊冒险记》（1982），是村上春树早期创作的“鼠三部曲”（或“青春三部曲”）之一，也是他成为职业作家后的第一部长篇，讲述了主人公“我”在右翼大头目的秘书威胁下，去寻找一只神通广大、能借助附体方式控制全日本的 “羊”，其中这只“羊”的前两位宿主都有过满洲经历。显然《寻羊冒险记》是运用了现实与超现实手法的切换完成的一部极富寓言性的小说，而“羊”寓意也是众说纷纭，就村上春树本人看来，他认为“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顾一切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所以，《寻羊冒险记》的主线在表达青春成长中的创伤与丧失，副线却在反思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战争与暴力行为。

而村上春树在1994到1995年间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三卷本，为鸿篇巨制。《奇鸟行状录》的主题也是寻找，讲述的是失业在家的男主人公“我”（即冈田亨）寻找突然失踪的妻子（久美子）的家庭故事，却将读者带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满蒙”边境和伪满洲国，其中人物关联的错综复杂，正如小说中主人公冈田亨所言：“我由于这块痣和肉桂的外祖父(肉豆寇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肉桂的外祖父同间宫中尉因新京（今长春——引用者注）那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满蒙边境的特殊任务将间宫中尉和占卜师本田先生联系在一起。我和久美子通过绵谷升介绍而同本田先生相识。而我和间宫中尉因井底联系在一起。间宫中尉的井在蒙古，我的井在这座住宅的院内。这里曾有中国派谴军的指挥官住过。这一切连成一个圆圈，位于圆圈中央的是战前的满洲，是中国大陆，是一九三九年的诺门罕战役。”这是一部通过书写历史来思考和揭示现代社会弊病的小说，正如黑古一夫在分析长篇《奇鸟行状录》时所指出的那样：“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出现‘诺门罕事件及其前史’，设计绵谷升这个‘现代反派人物’的出场，其用意不言而喻。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实际上揭示出现代社会里发生的一切，全部都同‘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是时代之‘恶意’的体现。”《奇鸟行状录》中的“满洲”记忆是相当丰实的，小说中有过满洲经历的人物足有五六个，诸如间宫中尉、本田伍长、肉豆寇、肉豆寇的父亲（即兽医）、绵谷升的伯父等等。

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1Q84》，简言之是写一对男女在十岁时相遇后便各奔东西直到三十岁相互寻觅对方的故事，但小说围绕宗教与暴力、性与爱等诸因素，给我们展示了现代日本社会体制的缩图，《1Q84》里关于“满洲”的记忆相对较少，主要是男主人公天吾那孤独的父亲曾有过满洲经历，小说还提到了“满铁”。
纵观村上春树作品中的满洲书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较多关注发生在满洲或满蒙边境的战争暴力行为，突出人类虐杀的残忍性。这点集中体现在长篇《奇鸟行状录》的故事情节中。
《奇鸟行状录》的创作，是村上春树基于个人从小对诺门罕战役的兴趣，他是在美国居住期间写下这部小说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相当数量的相关书籍给他提供了很多史料。小说在日本出版时，村上春树极其少见地在小说最后附上了九部参考文献（其中包括满洲相关文献）。但实际上，诺门罕战役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奇鸟行状录》里，正如日本学者黑古一夫所指出的那样:“《发条鸟年代记》（即《奇鸟行状录》——引用者注）里出现的‘战争’，是1939年5月11日爆发的‘诺门罕事件’的一段‘前史’（即谍报、侦查活动），同时也是日本大规模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一环。”



这部小说中写到的谍报与侦查活动，主要是指间宫中尉、本田伍长与滨野军曹接受上级命令护卫山本去满蒙边境的哈拉哈河一带进行的情报活动。尽管山本将情报拿到手，但他们在宿营时最终被俄蒙军官发现，占卜师本田伍长预先携带情报逃难，而有过参战经验的滨野军曹在放哨时被蒙古兵从背后用匕首割了喉咙。而山本的死是最为惨绝人寰的，在俄国军官的指令下山本活生生地被外蒙古军官一点一点将全身剥皮，最后他们还把山本胴体的皮整张打开像晾床单一样晾在一边，而山本在昏迷与惨叫的交替中慢慢死去。场面中更具讽刺性的是，外蒙古士兵们在山本那被摊开的人皮前就剥皮技术的细节交换意见，可见战争对人类精神的扭曲到了何等地步。而目睹了山本被剥皮的间宫中尉，最后被外蒙士兵扔进荒原正中的干涸的深井里坐以待毙，虽然三天后被占卜师本田伍长救出，但战争虐杀的残酷性从精神层面直接将间宫中尉改变为另一个人，他说：“从井里出来后的我的人生，彻底成了空壳样的东西。”由此可见，村上春树着力强调战争对人类精神上的摧残，正如美国学者杰・鲁宾所指出的那样：“《奇鸟行状录》中的‘战争’并非呈现为一系列历史事实，而是作为村上这一代及其后代所背负的精神负担的重要部分加以表现的。”

这部小说里还出现了在“满洲”的日本人虐杀中国人的场面。小说中提到1945年8月伪满洲国即将崩溃之际，“满洲”国军军官学校的几名中国学生拒绝接受新京保卫战任务，半夜用棒球棍打死两个日本教官后，全部偷用棒球队员的球衣逃跑，但被日本人巡逻者发现后当场射杀四人，逮捕四人，只有两人在黑暗中跑掉。被逮捕的四个中国学生最终遭到了日本人的虐杀，日本人虐杀手段花样百出，先命令这四个中国人挖了深土坑，再让他们将另外四个已被射杀了一天的中国人尸体抛入坑内，而后将活着的四个中国人绑在树干上，在中尉的命令下日本兵用刺刀将其中三人活活刺死。留下的那一位中国人，因为是策划这次逃跑并用棒球棍打死日本军官的主谋，中尉接受军部命令的指示，让手下士兵同样使用棒球棍将其打死。而这位不屈的中国人在头盖骨被击碎之后，竟突然起身将凑近看他是否死掉的兽医的手腕紧紧抓住，一同栽入坑中。中尉见状及时跳入死人坑，在这个中国人头上连开两枪才救出兽医。翻译家林少华曾在2003年去村上春树事务所做过采访，其中村上春树就说到：“《奇鸟行状录》中有不少战争时候的hard（惨烈）场面，我真有点儿担心中国人读关于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小说中还有别处提及，比如间宫中尉想起西伯利亚集中营生活时，他说：“由于我所属的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关系，我十分清楚（中间略）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的中国人!”
另外是新京动物园虐杀的场景。在这部小说中，同样是在伪满洲国即将崩溃之际，日本军部命令将新京动物园的动物进行毒杀。执行命令的中尉四处找不到毒药，被问到的军医大校大骂“棍账东西!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关头还管什么动物园不动物园”，中尉最后决定带领八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射杀虎、豹、狼、熊等凶猛的动物们，唯有两头印度大象在处理上让他们无可奈何而放生。日本学者川村凑曾在《满洲追忆》一文中考证过新京动物园虐杀事件，确有此事，他指出新京动物园正式名为“新京特别市立南岭动植物园”， 但园里没有大象，另有梅花鹿、大山猫，台湾猿等珍奇动物，而且军官士兵杀害动物们的方式并不是射杀，而现实是用药物杀死的。但这种考证是否有意义暂且不论，村上春树创作《奇鸟行状录》这部小说时，为突出战败后日本的种种悲剧之行为，虚构情节是很正常的。

    第二．较多采用作中人物讲故事的方式或对话的方式来进行满洲书写。这一特点在《寻羊冒险记》和《奇鸟行状录》里尤为突出。
在《寻羊冒险记》中，右翼大头目“先生”的满洲经历，主要是先后由主人公“我”的合作伙伴与“先生”的第一秘书即黑衣男子讲述出来的。“先生”在1913年生于北海道的贫民家庭，1932年冬因涉嫌暗杀政要而入狱。1936年春那只神通广大的背部带有星号的“羊”，附体在狱中的“先生”身上，使这位平庸的右翼分子很快出狱，并一跃成为能力非凡的右翼大头目。“先生”在1937年去了中国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在那里建立谍报网与鸦片网并搜刮钱财。而在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前两周， “先生”带着无数金银财宝返回日本，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他依靠给渐渐失去中国门户的美国提供中国大陆情报网换取了人身自由，被释放后其体内的“羊”操控着他凭借从中国大陆带回的财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控制着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与信息广告业等的幕后一切，直到1978年其体内的“羊”发现已完成了庞大组织的建构，“先生”不再有利用价值，便离开了他的身体，这使得“先生”脑疾加重，生命垂危，其秘书查到主人公“我”在工作中使用了一张有那只“羊”的北海道风景照，便威胁“我”去寻羊。
而《寻羊冒险记》里另一位有过满洲经历的是羊博士。羊博士的故事，基本上是由羊博士的儿子即海豚宾馆老板与男主人公“我”之间的对话以及“我”去宾馆的特别房间拜访羊博士时与他本人的对话来讲述的。羊博士在1905年作为长子出生在仙台一个旧士族家庭，从小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毕业后以超级精英进入农林省工作，期间去过朝鲜研究水稻。为配合日军在中国大陆北部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1934年日本军部找他研究如何保证羊毛自给自足。羊博士制定出日本本土及满蒙绵羊增值计划大纲之后，1935年春去满洲进行了实地考察。但同年夏羊博士在满蒙边境附近调查放牧情况时被那只背部带有星号的“羊”附体，回到军部宿营地不久羊博士与“羊”有了特殊关系的传闻四起，军部便以“精神错乱”即殖民地痴呆症为由，1936年将羊博士遣回日本国内，安排在农林省编写书籍目录，政府已将其逐出东亚农政的中枢。而羊博士体内的“羊”， 眼见羊博士没有了利用价值，于是离开并很快找到了新的宿主即右翼大头目“先生”。

    《奇鸟行状录》更是依赖于讲故事。前述日本情报人员山本遭致俄蒙军官活剥人皮的故事，正是由当事人之一间宫老人给小说主人公冈田亨所讲述的，小说里专设两大章节：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一）；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二)。这种将经历者的证言纳入物语之中的模式，也是在以往的战争小说中极少见的表现手法。而中国人遭致日本官兵虐杀的故事，是肉桂讲述的故事，由主人公冈田亨通过电脑偶尔读到肉桂写下的“拧发条年代记”第八个故事，即“拧发条鸟年代记 （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而动物园虐杀的故事，是赤坂肉豆蔻在一家餐厅用餐时给主人公冈田亨讲述的故事，即“袭击动物园（或不得要领的杀戮）”。小说中赤坂肉豆蔻与肉桂是母子俩，服装设计师赤坂肉豆蔻出生在横滨，三岁时随父亲（即兽医）去往“满洲”，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际随母亲逃离“满洲”，一同坐轮船遣返回国。赤坂肉豆蔻说，她的儿子小肉桂反复让她讲述“满洲” 动物园的那段往事，“我重复了一二百次，甚至 500 次之多。（中间略）。那大约类似以我们两人的手构筑的一种神话体系，明白? 我们每天每日都讲得如醉如痴。”对此，美国学者杰・鲁宾把喜欢历史故事的肉桂诠释为作者村上春树的“另一自我”，他指出：“肉桂是个为了揭示当前的空虚而去挖掘过往历史，而且挖掘得最深的故事讲述者。如果参观过村上在东京的办公室，你就会在他的信箱上发现‘肉桂’的名字，而且他办公室电子邮件地址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名字的变体。村上就像肉桂一样，通过在《奇鸟行状录》中讲述由其存在之深处挖掘出来的故事以致力于自我检测的创造性活动，而这些故事则是由其祖国的历史，特别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所激发的。”
其实，在村上春树之所以采用讲故事方式，根本原因应在于他创作时多用第一人称，所以对于过往的历史性东西只能由作中人物讲故事或对话方式讲述出来的，所以村上春树意识到第一人称对宏大叙事的局限性，他在后来创作中逐渐改换为第三人称，如2002年创作的《海边的卡夫卡》，在其双线结构中分别用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而到了2009年创作的综合小说《1Q84》，则完全使用了第三人称。80年代后西方现代小说家也把讲故事作为创作的捷径，这种新形态称为“拟故事”， 村上春树的“讲故事”与此还不同，因为拟故事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真正的故事，而是一种反讽式的戏拟，且最终走向反故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