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郭沫若带领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日本各地，在日本各地公访或私访了尚生存着的日本友人。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对友人们生活的关心、以及日本友人及日本媒体当时的热烈反响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郭老过去与日本友人间的友谊的真挚。
      郭沫若走访的旧知人数应是超过回忆录中曾出现的人数的，郭沫若与他们实现了战后的再会。1955年时，战争已结束了十年了，中国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日本也逐渐从战后整理出了头绪，郭沫若与日本友人再见的一幕拉开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关系新时代的序幕。
       小山富士夫在1955年与郭沫若实现了再会。并在还没有恢复国交的情况下的1965年春天，应中国陶瓷界的邀请，他人生中第三次来到中国做了一次长达三十五天的陶瓷之旅，足迹涉及北京、郑州、汤阴、安阳、上海、杭州、南昌、景德镇、广州。陪同他的有中国陶瓷专家冯先铭、陈万里、王冶秋等，他惊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掘出来的旧窑址的数量及整理出来的文献数量之多。在北京的故宫里欣赏到了无数令他惊讶的藏品，他知道了：虽然蒋介石从故宫带到台湾去很多顶级宝物，但在北京故宫依然沉睡着和展出着更大批的古董（他也曾去台湾故宫参观）。他也看到了送给中国的、他在镰仓海岸拾到的一片中国古陶片因为考古价值大而被摆在中国博物馆的展室里，这使他感叹中国新政府做事的实事求是、雷厉风行。
        对比前两次来中国时的情景，这次旅行一路上所到之处，到处看到生机勃勃的中国人，各地生活环境中连苍蝇都几乎消失了的卫生进步状况也让他感到今昔非比，即使是到地方参观也可以住在整洁的招待所里。各地的瓷窑的瓷艺人惊罕专业的手艺令他吃惊，而颐和园等皇家园林里充满了普通老百姓，这些在中国的旧社会里无法想象的新气象都令他感叹不止，因为那之前的不同时期里，小山富士夫曾两次到过中国。
        日本的东洋古陶瓷研究源于中国河南省出土的唐三彩的马和骆驼出现在伦敦的中国古陶瓷展上的1910年。从那时起，日本陶瓷考古学者与欧美学者一道大批涌进中国，小山富士夫的恩师奥田诚一恰好1912年大学毕业后，与东京帝国大学的河内正敏等人一起在东大创办了陶瓷器研究会。开始只是走访日本各地的窑址，1919年起他们的足迹涉及朝鲜及中国，此时开始成立了中国古陶瓷研究组织。
       1927年东洋陶瓷研究所成立，并创办了“陶瓷”杂志。1932年开始，小山富士夫参与“陶瓷”杂志的编辑工作。
       但使小山富士夫一夜成名的却是1941年（昭和16年）、中日战争最激烈的年头，那是他受东洋陶瓷研究所派遣第二次到中国。他在日军的像长蛇一样的军用卡车队的掩护下，三月份从北京出发，经太原、开封，到达定县，四月的一天发现了宋代定窑址。在这里靠当地的中国人苦力采集了白定、红定、黒定，烧缔、铁绘陶器等十几种、上千片陶片。从对这些陶片的研究中他写出了“支那青瓷史稿”，论证了2000年青瓷史的发展，这成为陶瓷研究的重要文献。直到1983年，这些瓷片曾在东京和大阪两地多次公开展览。
        那之后，日本人间国宝陶艺家塚本快示先生从小山富士夫那里学到了关于定窑白瓷和景德镇的清白瓷的技术，做出了据说比宋瓷的釉色还要精美的陶瓷作品
 


  小山富士夫出身于父母双方信仰基督教的日本家庭，家境贫寒，1923年时曾在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上学，但因社会主义运动的共鸣，大学中退。几经转折成为京都的陶瓷艺人。1926年（大正15年）10月，他从釜山登陆，经朝鲜各地到达中国东北，开始了他第一次陶瓷之旅，这次旅行是靠沿路搭车的纯个人之旅，11月到达北京的陶瓷古董街琉璃厂。
       1930年（昭和5年）小山富士夫决定专心研究陶瓷技术从京都来到东京，他在东洋文库里没头于陶书的研究达一年之久，从这里他迈出了陶瓷研究家的第一步。就是这期间在东洋文库里，小山富士夫与郭沫若、林谦三、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等东洋文化各分支的研究者们相遇相识。
        他曾在著书中这样描写与郭沫若先生的第一次的相遇：
     “有一天，我前面的位子上坐下来一个大脑袋的家伙，那便是郭沫若。中午时分，东洋文库职员要么去吃午餐，要么去打网球，但阅读室却是要上锁的，我们只好呆在像牢房一样的地下室里，吃自己带来的饭盒。在地下室里，我和郭沫若聊过很多，我那时不了解他在中国如何有名，只听说他毕业于九州大学的医科，并与做过护士的日本夫人住在市川。
       还听说他大学毕业后收到四川一家医院的聘请信和路资，但他却拒绝了从医而转而文学之路。听说他在武汉攻击战时任少将，却差点在渡长江时溺水。
       郭先生在市川的家门口是挂着夫人佐藤富子的名字的，我去过她家几十遍了，经常是带上朋友到她家去听郭先生聊天。有一次赶上了中国国内来了郭先生的朋友，一起受到了极好的款待。
       郭先生也来过我在四谷的家里二三次，我在三田的教堂举办婚礼时，郭先生也来了。但郭先生因没合适的衣服，我送去了我的衣服到市川。大个子的郭先生穿着紧巴巴的衣服站在祝贺的人当中，并在大红的纸上写下了祝贺的诗，便匆匆地回市川了。
       郭先生在东洋文库里查找资料只用了一二个月，但他把文库中所有的的甲骨文字相关的文献全读完了，并发表了卜辞的研究论著。”
       1966年（昭和41年），小山富士夫再次来到中国。六十年代的这两次来访中国是继1955年在日本再见之后，郭沫若和小山富士夫在北京的再次见面。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小山富士夫，并向小山富士夫请教了关于出土文物保护的方法，也问到了日本茶的收获情况，小山富士夫向郭沫若赠送了奈良正仓院所藏目录并回答了保护出土文物的最好办法就是停止挖掘，保持古代坟墓原状为最佳方法的日本方法。日本国内的古代坟墓的确是很少有挖掘，它们基本上都是古坟的原状保存着。有意思的是离郭沫若故居纪念馆咫尺之距的市川须和田公园的小山包也是后来发现的日本古坟。这个公园里就树立着郭沫若1955年访问日本时写下的“别须和田”一文的纪念碑 。
        郭沫若在重庆主持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时期起到进入北京后的建国时期，始终关心着考古工作。1940年在重庆与卫聚贤、常任侠一起亲自下到嘉陵江北岸的汉墓试掘现场。在北京也亲临十三陵等考古工作的现场，忘我的工作状态在郭沫若和小山富士夫这些老一代中日双方的文化大家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山富士夫到了晚年，又回到了陶瓷烧制的一线，并烧制出只有经历过常年的陶瓷研究有着丰厚陶瓷艺术底蕴的陶瓷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