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是哪年，问过彭小莲她的名字到底是"小连"还是"小莲"，话出有因，《女人的故事》出来后，她曾经对人说她的名字没有草字头，但十年二十年后"连"又成了"莲"了。对我的问题，她只说了"都可以"便不再多说。
        她的"晚年"确给人有身心疲惫之感，与一些朋友也渐渐地少了来往，前年史蜀君过世，我乍一听到不辨真假，向她证实，电话里她声调低沉，与平时完全不同，朋友们都知道，史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们同一天生日，性格上和对世事和电影的看法上也有相近的地方。十九日听到小莲的噩耗，也找了朋友证实才敢相信，便想起她们在天国可以重逢了。
        她作过几次文化基金会的电影项目评委，对一些国有电影厂报来的项目，她的点评言词剧烈，不留一点情面，会后她和我通电话，对一些民企项目的落选愤愤不平，要我下次评审时同她"联盟"，不投票给一些国有单位报来的项目。我开玩笑地回答那些都是你的"老东家"报来的啊，还是因片而异不一概而论吧。小莲不爱听这样的话，批评我"太客气"。从常人常情看，她确有些"偏执"，这种"偏执"到她进入老年时也不见改变。想起一部叫《少女哪咤》的电影，她热情洋溢地要大家支持它，我表示也喜欢它的主题和形式上的创新，但感觉有点过时，青春反叛或对传统伦理观的挑战在新时期电影的历史上已经有过不少了，这个哪咤缺乏新意，却招来小莲更猛烈的辩驳。我理解她此刻的激情，因为她就是"少女哪咤"，"少女哪咤"就是她。哪咤在他专制的父亲手里死过一回，小莲则在她父亲被警察带走时在心灵上也死过一回了。
        对这种官方的评审，她其实没有太多的兴趣，后来的评审没有她了，我不好去问是不请她了还是她不愿参加了。私下里她同我说，这三千元的评委酬金对她来说很重要，没戏拍的时候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
        同彭小莲认识很早(到明年四十年了)在电影学院期间，作为78级导演班唯一的上海女生，她颇受注目。那时学院在京城北郊的朱辛庄，条件设施都简陋，一个50米的小游泳池旁边更衣室都没有，想游泳的同学要从宿舍換好泳衣走很多路过去，回来也只好裹条大毛巾抖索着一路小跑着回来。因这个原故，去游泳的尤其女生很少，但彭小莲常去，披着大毛巾大大方方地走去走来，对周围的目光视若无睹从不理睬的。我班里有北京男生暗恋她，却不敢去搭讪，成了笑谈。彭小莲毕业回沪之初住新乐路(东正教堂隔壁)同我住的富民路邻近，时常会在路上遇到也不过打个招呼而已。倒是遇见她母亲朱微明老师(印象中她仍在上影厂上班，不是在译制厂)会站下来说会儿话，我抱着尊敬的态度听她讲，讲到她的小莲，总难抑骄傲神情，听说那一阵她们关系有点紧张，但朱老师对女儿的喜爱在我这个外人面前是毫不掩饰的。



        应该说彭小莲的创作在前期还是顺利的，从去美国前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女人的故事》到回国后的上海三部曲(中间还有唯一的一部犯罪片《犬杀》)，上影厂的历任厂长对她还是爱护的，对她提出的题材也是尽量支持的，至多也就是在预算上有点"卡"，她的剧本和双片我大部都审读审看过，都是顺利通过的。同时，她写的书及纪实类文章在出版和发表上都没有听到遇到过什么阻碍，印象中只有两年前的《童年的上海》不知所终。剧本根据她本人发在《收获》上的小说改编，我看了剧本回复文广局表示改几句台词就行，一则剧本的内容同已发表的小说基本一样，小说可以发电影也应该可以拍。二是剧本中说到的"彭政委"的原型已被平反，历史已证明那是寃假错案。三是剧本故事的主线是保姆和一个来监视她们的警察由对立到产生爱情，写的是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和善良天性。看剧本时我本能地感觉这可能是彭小莲看得最重的作品了，她从儿时的记忆出发，场景从独栋的花园洋房到公寓房到卫煤合用的"七十二家房客"，叙讲了童年的忧伤、痛苦和不解，但小莲聪明，虛构了一条爱情的故事线，其中一方竟是上面派来监视"反革命"家属的便衣警察，监视者同被监视者的关系在人性和良心的滋润下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也给政治揭露意味的作品抹上了一丝暖色，我读的时候想这未必是作者的写作策略，也许也有原型可寻的吧，但不好去问她，毕竟我的阅读是一种"审读"啊。事过不久，遇于本正导演，私下里同他讲了这个本子的故事，他也认为不应该有什么麻烦的。但后来没了下文，不知是作者犟脾气上来了不肯作修改，还是修改了仍通不过或是小莲改变了想法把它暂搁了。
        对彭小莲一生的文字和影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她有关父亲的回忆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寃案作的采访及纪录片。
        作为彭柏山的女儿，小莲完全可以告慰父亲的，不要说我认识的人中，也不说上海的范围，就是在全国，几十年里以自己的笔和摄影机来为寃死的父辈昭雪辨诬的能有几人？彭小莲发表的纪实文字，拍摄的《红日风暴》在我看其在当代史上的意义是绝不低于她的故事片的。她去世后网络上关于她的帖子汹涌而来，以至不认识不相干的人也频频转发，也许就有某种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在起着作用，戏曲舞台上弱女子为家人洗雪寃屈的故事永远是打动人的。当然，彭小莲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为父亲写的拍的文字和影像都是在得到官方平反之后，所以其意义更在提醒世人勿忘这段虽然已干涸却仍发着暗红血色的历史吧。
        同她给人大大咧咧的印象相反，彭小莲的影片里女性导演的特征很明显，也同一般人以为她在国外学过电影，电影观念应当如何超前不合，她的电影不论是形态还是技法都富于传统意味。在我看来，她出国前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和《女人的故事》已经奠定了自己的风格，一种不怎么追求戏剧性却又有着核心矛盾的群像式的结构和看似散文式却散而不乱的形态。回国后的"上海三部曲″延续了之前的风格，只是对人物的内心刻画更下功夫，剪辑技巧上也更富现代意味。在题材选择上，彭小莲近20年只钟情于上海故事，她的上海题材电影并不追求表面的"洋气"也摆脱了上海滩的市民俗气，而把镜头对准了上海中层阶级的生活和内心，尽管她也熟悉更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生活。她有干部子女的经历，更有家庭落难后的坎坷遭遇，使她具有了平民化的视角和同理心。


         
         她同谢晋这样老一辈导演有着忘年交的友情，甚至当面同批评"谢晋模式"的激进理论家争辩，但她同上影其他做过谢晋助手的女导演不同，她的影片同谢晋的截然不同，也不会把模仿谢晋作为自己的目标，她从谢晋电影中汲取对人文和历史的关怀来滋补自己，也从谢晋的电影中获得经典技巧的承继。

        一个有趣的对比，78级导演班上如胡玫、李少红等女生给人的印象都比彭小莲要温婉柔顺，更女性气质，却要么拍了气势雄大的帝王权术片，要么拍过杀人见血的惊悚片，反观被有的人称作"女汉子"的彭小莲只经营她的女性世界，普普通通的女中学生女农民女教师女警察女演员乃至家庭妇女都是她的创作对象，外表的强悍和内心的柔软共同构成了彭小莲。
        我同小莲是一般的朋友，对她的去世，可能是惋惜更多于悲伤，如果天假以年，又得到更多的关注，她完全可以拍出第二个"上海三部曲"来的。
        但万事都没有假如的……
        在那个世界她可以同父亲重见，一家可以团聚了……
        也许她还会拍些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