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杜宣学生时代的文学戏剧活动（下）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吉林文艺》编辑部工作。大约是1975年，编辑部打算新开一个“东北作家群”栏目，要求我负责组稿。我思想负担很重。正好过年回家探亲，我把烦恼告诉了父亲。他听了之后就把他曾向鲁迅和郭沫若约稿的往事告诉了。他翻出这本杂志给我看，封面上是木刻的“杂文”两字，印有“《左联东京分盟》主办刊物”字样，有日本三名戏剧改革者的头像，双色印刷。这是他和帝国大学的同学猛克等人合办的。杂志内容除杂文外，还有文学作品、评论文章和外国文学译介，很丰富。父亲说，他们是自筹资金办的，不付稿费，大家积极性很高。

    父亲第一个就找郭沫若约稿，听父亲说明来意，他让父亲等着。当场就写了一篇散文《阿活乐脱儿》（axolotl 指北美墨西哥热带地方的一种两栖类），署名“谷人”，交给父亲。父亲有点失望，但郭沫若说：“读者看的是文章，不是看名字的。”父亲拿回去后，还是把它放在第一期头条。1935年5月15日《杂文》第一期出版后，父亲立即寄了一本到上海内山书店请他们转鲁迅先生，还附约稿信。

     很快，鲁迅先生寄来一篇《孔夫子在现代中国》，署名“鲁迅”。父亲很高兴，马上寄给郭沫若看。不久，父亲就收到一篇署名“郭沫若”的文章：《孔夫子吃饭》。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杂文》第二期上，在文学界影响很大，发行量大增。叙述中，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兴奋。父亲还说，做编辑的也要学会和人打交道。真正的大家是很看重年轻人的。他们说不定喜欢和你说话呢。他们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只要心诚就好；即使碰钉子，也是一种学习。他鼓励我去尝试。
 

    回东北时，他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我去北京找了舒群、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完成了组稿任务。那时，吉林省文联有个资料室，休息时我常去那里看书。一天翻到一本“聂耳纪念集”，16开本，是油印的。我很好奇，打开了它。居然发现我父亲1935年11月1日，写于东京的《永别了，聂耳》一文。我不加思索地把它抄了下来，寄回上海。后来听父亲说，聂耳在上海时由田汉介绍加入了左翼剧联和音联。1935年春因躲避国民党追捕，来到东京的。他们第一次请他来讲课时，父亲并不知道聂守信就是聂耳，还闹了笑话。他看着签名本上“聂守信”的名字，在会上说，今天本来有位音乐家聂耳先生要来参加大会，不知道来了没有，结果聂耳在会场里站了起来自报家门，当时大家都怔住了。以后他们就熟悉了。父亲说聂耳长得很健壮，非常健谈。这年7月，他们相约去北条海岸度假。父亲他们打算请聂耳介绍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卖报歌”等这些鼓舞人心，又贴近人民生活的电影音乐和群众歌曲时的感想，没想到在7月18日上午，他们收到聂耳房东的急电说聂耳17日晚在鹄沼溺亡。于是这个暑期，留学生们就忙于聂耳的悼念活动了，由父亲提议油印了这本纪念册。聂耳比父亲长二岁，去世时才23岁。他的去世父亲为之惋惜。在父亲晚年时，我还陪他去了鹄沼海边进行凭吊，那里建有由秋田雨雀撰写碑文、郭沫若题写的《聂耳终焉之地》的纪念碑。

 

《雷雨》的几场演出引发了中国留学生对戏剧的兴趣，“中华留日学生戏剧座谈会”就这么成立了，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共有四五十人。父亲他们又连续排演了果戈里的《视察专员》、托尔斯泰的《复活》、田汉的《洪水》等剧。因为是秋田雨雀介绍的，他们在筑地小剧场演出时，场租费只收半价。之后，父亲他们又以“留日剧人协会”的名义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在这段时间里，通过秋田雨雀，父亲认识了日本左翼戏剧家、新协剧团团长村山知义先生，加强了和日本左翼戏剧的关系。此后两年间，他们一批人几乎观看了新协剧团和新筑地剧团所有的剧目，那都是些知名的导演、演员和舞台设计家的作品。父亲不断地充实自己。有的剧目是从彩排时跟进，连装台也不放过，哪怕通宵达旦。父亲一直记得，黎明时分他们走出剧场，拖着脚步，去坐高架电车的情景。

 

在日留学期间，父亲得到了郭沫若、秋田雨雀等戏剧前辈的提携，又参加了许多扎实的文学戏剧活动，这对提高父亲的戏剧文学修养和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国内抗战全面爆发，父亲离开日本回国，又投身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