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村上春树的“满洲”意识
    满洲元素，在村上春树的重要几部小说中的分量确实很重。通过分析村上春树在创作中对“满洲”的书写方式，不难发现村上春树本人对满洲的认知与意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对日本人的满洲经历，作者在小说中表现为较强的受害者意识。
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大陆的历史罪证。日本所有被征兵到中国大陆的日本人，无论其本意如何不想参与杀害中国人，但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加害者。村上春树本人也强调过战后责任：“因为历史是集团记忆。（战争）与我们父辈那一代有关，我们就有责任。对战争中我们的父辈的所作所为，我们自身也有责任。我之所以写出那种残虐的暴行，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内心里将这种记忆作为共有之物保存起来。” 这里提到他们战后一代也负有责任，可见村上春树有对战争加害者身份的认知，尽管如此，他在小说中塑造人物时仍有较强的受害者意识。
比如《奇鸟行状录》中所塑造的人物间宫中尉，小说中写到他是在大学毕业时应征入伍，半强制性地当了军官候补生，1937年被派往满洲，在中国大陆待了十二年，其间一次也没有回国。间宫中尉没有参加诺门罕战役，无论是他护送情报人员在满蒙边境一带活动时被虐，还是在苏军进攻满洲时他左手在战车下碾碎，以及后来成了苏军俘虏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劳教的那几年非人间生活，都是饱受了战争苦难和折磨的受害者形象。1949年他被遣返到家乡广岛，而家人都不在人世，妹妹在广岛做工时被原子弹炸死，偏巧去看妹妹的父亲也被炸死，母亲受到精神打击不久病死。遭受战争与家庭两重创伤的间宫中尉，终生未娶，孤苦一生。正如中国学者刘研所分析的那样：“作为侵略者成员, 间宫本应在逻辑上有赎罪的意识, 但从殖民地回国发现失去一切的那种感受, 压过了罪恶感, 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变成一种受害者意识。”
再如，村上春树在群像描写时也是表现为浓厚的受害者意识。伪满洲国面临崩溃之际，《奇鸟行状录》中这样写到：“关东军的参谋们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们才令主力部队向后方撤退，而事实上对国境附近的守备部队和开拓团农民见死不救。没有武装的农民们大多被急于推进的—-即无暇带俘虏的-—苏军杀掉。妇女为避免被施暴而大半选择或被迫选择集体自杀。国境附近的守备队躲在其命名为‘永久要塞’的混凝土碉堡里顽抗。由于没有后援，几乎所有部队都在势不可挡的火力下全军覆没。（中间略）。如此一连串动作的结果，日本为面子而在荒野中建造的满洲国首都一一新京特别市便被抛在了莫名其妙的政治空白中。” 显然，这里强调了国境附近的守备士兵、满洲开拓团农民、随家属移民到满洲的妇女等等集体性受害的悲惨命运。小说中还提到，即使能撤退回国的“满洲国”日本官吏和满洲铁路公司高级职员的家属们，也承受航行中可能遭遇美国潜水艇攻击的危险。日本国民受到的这一切伤害，在作者村上春树看来，都是日本为了所谓的帝国形象（即面子）在中国东北荒野中建造“满洲国”而造成的。村上春树在中国东北考察诺门罕战役旧址时，站在那片荒郊僻野，“谁的东西也不是”的土地，他发出同样的感慨：“必须在此作战的几乎惟一的理由是军部的面子和‘万一碰巧’这样的冒险主义算计。远离故土满身是蛆在痛苦不堪中不得不死去的当时的青年人，想必是死不瞑目的。”


 
(二)．在小说中对满洲的书写表现为浓厚的宿命论意识。
    村上春树在创作中把人物或事件的结局总是归为命运的安排，即所谓的宿命论。在长篇《寻羊冒险记》的最后章节中出现“精神地窖”一词，在小说中黑衣秘书解释为：人一旦被那只神通广大的“羊”附体，精神就暂时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类似所谓shell shock(爆炸性精神打击，由战争遭遇引起的一种丧失自控力与记忆力的精神障碍)。“羊”先后所附体的三位人物中，前两位即“羊博士”和称之为“先生”的右翼大头目，其命运都被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羊”操控着，特别是“先生”在伪满洲国的情报搜集与钱财搜刮，若按作者的设定意图，这都不是“先生”自主的行为，而是被“羊”幕后操控的结果。唯有“羊”的第三个宿主，即主人公“我”的好友“鼠”，他在北海道被“羊”附体后无法容忍 “羊”对他的全身心控制，他吞下“羊”在厨房里吊死，二者同归于尽。
    在长篇《奇鸟行状录》中，宿命论意识更为浓厚。对崩溃在即的伪满洲国，作者村上春树在小说中写下这么一段文字：“归根结蒂，1945 年 8 月的新京城被命运的巨大力量统治着。在这里发挥最大作用的，不是关东军，不是苏军，不是共产党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命运。这在任何人眼里都昭然若揭。在这里，所谓个人力量云云，几乎不具任何意义。命运前天葬送了虎豹熊狼救了象。至于往下到底葬送什么救助什么，任何人都早已无从预料。” 显然，作者在此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认为1945年的“满洲”被不可预测的命运操控，其实是模糊日本侵略战争行为的本质。而具体到小说中人物的话，命运感最强的是兽医即肉豆蔻的父亲，他可能是因为右脸颊有一块青痣，命运感是其与生俱来的心病，总认为自己一生归根结底是由某种外力所左右的，尽管他是一个专业上出类拔萃的兽医，一个热心的教育工作者，工作上也被高看，受同事敬重，他并非所谓世间普通的“命运论者”。他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听天由命地“被动决定”。纵然下决心这回一定由自己独断，到头来也仍然觉得自己的决定其实是早由外部力量安排好了的。究其原因，他最初放弃日本的兽医学校教师身份而满腔热忱地来到“满洲”，而最终目睹自己国家的人虐杀他每天的工作对象即动物们，看到他们折磨与虐杀中国人感觉像是虐杀他自己，他几次出现幻觉。所以满洲崩溃之际，他深爱的妻子和女儿作为弱势群体被优先遣送回国，他有时觉得妻女同样不是自己选择的。
而且，在《奇鸟行状录》中，因果报应的思想也很严重。比如，作者在小说中特意交代了枪杀和棒杀中国人的那几个日本官兵的最终命运，主谋中尉被苏军逮捕后交给中方处以绞刑，伍长在西伯利亚收容所按感染鼠疫被处理掉，其实他只是营养失调，而那个稍有点良知的兽医在一年后也死于事故。而射杀动物的那个来自农村的士兵，在17个月后在在伊尔库次克附近煤矿上给苏联监兵用铁锹劈开脑袋。还有那个命令蒙古军官对山本进行活剥人皮的俄国军官鲍里斯，他至少同手下几个蒙古汉子剥了五个人的皮，甚至把剥下的皮挂在房间里加以炫耀，人称他为“剥皮鲍里斯”，他同样最终没有好下场，因不知情将身居高位的某共产党干部的侄子摧残致死，鲍里斯当即被解职押上法庭，本来被判以死刑，但视他为亲子的某高官全力为其争取减刑，结果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进行强制劳动。真可谓是恶有恶报的典型几例，作者这样安排情节，意在强调人性的凶残反过来会作用于自身，战争永远没有赢家。


 
（三）对昔日的“满洲国”表现出一种怀旧情绪。
这也是日本国民对曾经殖民筹建的“满洲国”的普遍心态，一种社会集体想象。《奇鸟行状录》中的间宫中尉在回忆当年的 “满洲”生活时，就不无感慨地说：“新京虽说还称不上是了不得的大城市，但富有异国情调，很有意思，想玩还是可以玩得相当尽兴的。我们新来的单身军官住的不是兵营，而是集中住在类似公寓那样的地方。快活得莫如说是学校生活的继续。（中间略）。即便在日本国内也感觉得出战争阴影正一天天扩大。1937，1938年就是这样的黑暗岁月。然而新京的军官生活却过得悠然自得。老实说，甚至不知战争为何物。我们只管通宵达旦地喝酒，嘴里胡说八道，去有白俄姑娘的酒吧寻欢作乐。” 可见，普通的年轻军官在满洲的生活尚且如此，而那些更多有地位的军官等人在满洲的自在生活可想而知。还有，肉豆寇在给一位商店老板夫人制作衣服先后两次按摩那夫人太阳穴时，都想起新京动物园，流露出对满洲那段生活的怀念之情，小说中这样写到：“休息日空无一人的动物园，惟独她作为主任兽医的女儿被特许进入。对肉豆蔻来说那恐怕是她以往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那里她得到呵护得到关怀得到许诺。这是最初浮上脑际的图像。无人的动物园。肉豆蔻逐一浮想起那里的气味、光的亮丽、空这云絮的形状。她一个人从一个兽栏走去另一个兽栏。时值金秋，天高气爽，满洲的鸟们成群结队从这片树林飞向那片树林。那是她本来的世界，有是在多种意义上业已失却的世界。” 他们之所以有优越的生活，就是因为在伪满洲国里日本人的地位最高，属于特权阶层，事事优先。当然，也因为间宫中尉是大学毕业后作为军官候补生去“满洲国”的，肉豆蔻是三岁时随那当兽医的父亲去满洲的，因此才会有如此境遇，若像《1Q84》中出身贫寒且没受过充分的教育的天吾父亲，他作为开拓移民在满洲的生活却如“世界尽头”一般。
另外，日本人在中国东北为了缔造殖民帝国，他们确实动用武力、人力、财力从各方面开发这片陆地和苦心经营过这个短命之国。至今在中国东北还有伪满洲国遗留下来的建筑与铁路，因为质量很好，有不少人感慨日本人当年对伪满洲国的“建设”之功劳。村上春树1994年去长春时游览动物园和其他古迹时几次感叹日本人的建筑技术。而且，据历史学青年学者马孟龙讲，在历史研究领域，东北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基本上都是在二十世纪初由日本人完成的。伪满时期的工业发展也是备受瞩目，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日本人对满洲挥之不去的怀旧之情。但中国学者刘晓丽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洗净历史语境的感慨与陈述 “貌似中立的公允的‘事实陈述’，其实是摈弃了更重要的事实：殖民地原住民的苦难——社会和私人生活被强行改变，迅速跌入陌生的现代生活，以及对殖民者无条件地屈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