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初认识吳贻弓，就一直称他"老吴"，当时他还没当局長，连副局长也不是。有一个场景至今还有印象，我同老林(朴晔)去杭州组稿，住六公园对面的华侨饭店，老吴同江海洋在杭州看《流亡大学》的外景，也住华侨饭店。聊天时我问他听说他要任电影局副局长了，他说实在是不想当，推了几次推不掉，所以要把《流亡大学》抓紧拍掉。上影厂很多人都知道，让他当副局长是个过渡，最终是要他当局长的，据说这是老局长(张骏祥)的提议。其时老吳只40出头，在厂里他"老"的多了去，那时候不兴叫职务或官衔也不称"老师"的，我进上影文学部，对比我年龄大的也是"小张"、"小李”乱叫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叫。对吴贻弓，因为不是一个部门，故客气些，没有跟着别人叫"小吴"(其实他也只长我10来岁)所有人对我的胡乱叫法都不以为忤，这也许正如黄庭坚说的"老忆夷门老将，当年许我忘年"吧。后来我到淮海中路796号上班，老吳巳是局长，再后来在电影节，他是组委会负责人，我做选片评奖学术研讨等都在他领导下，到影视合併成立新的广电局，他说服我去局艺术室当了公务员，更是在他作艺术总监的分管范围内，名副其实地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仍称他"老吴"，他对我也是直呼其名，没有什么"Ⅹ处长"、"X主任"一类的称呼的。现在回想，称呼小事也反映了时代的风气和个人的特质，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他和我到政府机关上班都属于半路出家。唯因如此，官场习惯便沾染少些。记得那时北京东路2号上上下下向领导看齐，每天穿着西装领带上班的不少，我是个例外，老吴也只穿茄克的。

        吴贻弓于我是亦师亦友的老领导(包括他在文联工作期间)我中年后的经历都有着他的影响。1995年两局合併，他任新成立的市广电局艺术总监，提出要我离开电影研究所去广电局艺术室工作。我则犹豫，从学校出来，自己还没有过天天坐班的经历，想想每天一大早就要起身从西区赶往外滩上班，让我头疼。老吴有点急，但他仍不用行政调动的办法，除了告诉我广电局的工资待遇(显然比研究所要高些)外，最终打动我的是这样一席话，大意是如果我不肯去，上面就会派一个原广电的人去当艺术室主任，他这个艺术总监如何工作呢？这话一语提醒了我，体制改革中的人事关系何其复杂，撇开上下级关系不说，让一个习惯做新闻宣传的干部来管电影的创作生产，难怪老吴担心，这种考量并非多余。再则这私下的话里也流露出对我个人的信任，在情感上我也不能再拒绝了。

        吳贻弓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这方面的觉悟低，年近半百还游荡在党外，自己没觉得什么，老吴却不这样想。也记得一个具体的场景，是在武康路演员剧团，看了一天何麟他们拍的电视剧，休息时，老吴突然问我"个人问题考虑过了吗？"他问得婉转，我反应便迟钝，片刻后才明白是问我入党的事。当时广电局机关处长里只有两人不是中共党员，而另一人已入民主党派。本来，艺术室不是要害部门，主任是不是党员应是无所谓的(我有时开玩笑说副市长里也有非中共人士的)但老吴想得更周到，他对我这个老干部家庭出身的人半辈子了还没有入党表示理解，又对我说入党后工作可方便些。我明白他的意思，局党委开会如有文艺创作方面的议题，我应当参加并发言，而一个非党员参加党委的会总有点不合规定。那天回家后同家人、朋友说起，都是一个意见，"侯补中央委员主动同你谈入党的事，你就不要清高了"，其实，我感动的不是老吴的身份，而是他话语中流露出的对下属的关怀和从工作现实出发的对这件事的考虑，还有一种长兄般的关殷之情。不久，他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中秋次日的噩耗让我震惊和痛惜，还有深深的后悔，6月份原要去看望却因听人说他情况尚好没去，现在后悔也没用了。赵翼悼故人有诗"噩耗传来梦亦惊，寢门为位泪泉倾"，我却是被惊得一时无语，只有脑中像拉胶片一样，出现着老吴音容笑貌的一个个片断……对他的影片，我写过评论，也对他作过正经的采访，十多年前《当代电影》杂志委托我同他作一个对话，用作"封面人物"专辑的主打文章，因为久离电影评论的活了，我不是很想接，他也不是很有兴趣，在他对这类事已不看重了。于是，大家用了不多的时间便完成了事，记得在文联小楼一坐下，他便对我说"没多少东西好谈的，我片子拍得少，《城南》、《巴山》也说得够多了。"整个对话里，吴贻弓谈自己创作远没有谈电影的大形势和对电影的认识多，让人感觉到此时的吴贻弓对中国电影上海电影形势的关心早超出对个人以往成就的回顾了。这几天读评论界朋友们的新文旧作，都在重新肯定他在新时期电影史上的地位，但说实话，在那些十分理性的文字中实在是很难看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吴贻弓的，在大的电影思潮的话语框架下，导演的个性、禀赋、经历对创作的影响似乎都被忽略了，在我的记忆中，老吴不曾是按理论和观念来拍片子的人，尽管他睿智也重视理论的启示。我知道他在《城南旧事》的过程中尤其是刚接到任务时也曾困惑过，听到他说过"这样没有情节的本子怎么拍?"也听到过他自己说的对《月随人归》里许多不足表示遗憾的话……另一方面，在基本脱离电影导演工作后，他对自己做的一些项目的策划(包括不署名的)倒是比较满意的，如电视剧《走出凯旋门》、《上海沧桑》等等，这也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骏祥老师担任全国和上海电影的领导期间，虽然不直接做导演了，却在许多作品中贡献了他的经验和智慧的往事。从拍自己的电影到操心大家的电影，折射了一段历史的无奈和当事人的付出和作出的牺牲。
        吴贻弓的艺术生涯和行政经历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遗产，尤其后者，但他从不多说。2000年某日我在刚建好的香港新机场侯机，书店闲逛时翻到一本《中国最有权势的1000人》(忘了是台还是港出版的)内中居然有他的名字，电影界的人都了解，他虽然当过领导，也位列过两届候补中委，还作过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常委(同他玩笑说过参众两院都去过了)但他本质上仍不脱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把他和官员和工商大鳄们并列成"权势"人物，不说是笑话也是一种极皮毛相的观察。
        杜工部有诗曰"一代风流尽，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可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追忆往事，他依然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