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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笔下的伪满书写 （五）
村上春树笔下的伪满书写 （五）
（四）表现为轻视或歧视中国人而美化或颂扬日本人等思想倾向。
村上春树1994年曾到过中国的东北一带旅行，并写文收录在游记散文集《边境 近境》一书中，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表现为一种傲慢与偏见，其实村上春树在其小说创作中亦有这种倾向。
像《奇鸟行状录》中虐杀中国人那一节，中尉向兽医解释说：“作为杀法还是枪毙痛快得多简单得多，但上级有命令不得浪费宝贵的子弹，一发都不行。弹药要留着对付俄国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值得。（后略）。在中国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杀中国人还不舍得浪费子弹，可见日本对中国人的歧视达到何等地步。伪满洲国提倡的所谓的“五族协和”，根本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协和，日本人是最上等人，白俄等人种居中，而被殖民的中国人是最下等人。新京动物园的大部分动物被虐杀，唯有大象没有被处理掉，因而兽医满心里感激，那几个日本士兵也因没杀象而嘘了口气，但小说里作者又写到：“不过那几个中国人或许感到遗憾。毕竟大象的死可使其得到大量的肉和象牙。在村上春树眼里，中国人总是贪便宜或贪小财，其实跟那些从中国满洲掠走大量财宝的右翼大头目“先生”之类的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这点利益实在是无可厚非。就连小说中较为善良的兽医，作者村上春树也设定他对中国人有所轻视。动物园的动物们被虐杀了之后，在那里做工的中国人知道兽医一个人对动物园残局照料不过来，就派两个孩子去帮忙，这本来是一种好意，可作者在小说中带有歧视味道地通过兽医的眼睛来描述两个孩子，是“黑黑瘦瘦，眼睛像动物似地亮闪闪转来转去”， 兽医问两人的名字时，“两人没答，仿佛耳朵听不见，表情一动未动”。显然，这里不只是用“动物”一词作比喻来侮辱两个中国孩子，作者村上春树还从主观上将下一代中国人给描写成呆滞或麻木不仁的形象。
而村上春树对自国日本人的某些描写，明显有美化或颂扬的倾向。在《奇鸟行状录》中，写到被活剥人皮之前的民间情报人士山本，叮嘱间宫中尉把文件送交司令部，说：“万一无法送到，必须坚决处理掉。烧理都行，千万不可落人敌手，千万千万!这是头等优先事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坚定地对间宫中尉说到：“如果情况不妙，首先朝我开枪!毫不犹豫地! （中间略）自己能开就自己开。但我手臂负伤，情况可能不允许我顺利自绝。那时就要开枪打我，务必打死!很明显，这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对爱国者的赞歌，村上春树已经淡化了山本本身在他国的侵略行为的历史语境。村上春树在1994年考察诺门罕战役旧址的时候，他同样是对日本士兵的坚韧与毅力表示出敬佩之意，其随笔中写到：“查阅历史记录，参加诺门罕战役的大部分日军士兵可是全副武装远远地从海拉尔徒步赶到国境地带的，大约在荒野中行军二百二十公里（相当于从东京到滨松的距离）。说体力超强也好，耐力出众也好，反正得知以后不由得对往日的人大为佩服。
（五）强调满洲的日本官兵对“绝对服从命令”的无奈，表达对日本政府决策的不满。
“绝对服从命令”，是日本侵华时期军部铁打的纪律，大致是沿袭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上级的命令无论对错，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村上春树在满洲书写上，多次强调“绝对服从命令”让官兵们无奈又不能违抗，尤其是在长篇《奇鸟行状录》中。
前文已提到，虐杀从“伪满洲国”军官学校逃脱且用棒球棍打死两个日本军官的几位中国人，这是日本军部的命令。小说中写到中尉接得上级命令，而且被命令用同一球棍把中国人主谋打死。中尉在执行命令时对身边的兽医发牢骚说：“叫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跟你我才好直言：无聊的命令！时至今日杀了这伙人又能解决什么呢！已经没有飞机，没有战舰，像样的兵差不多死光了，一颗新型特殊炸弹一瞬间就让广岛城无影无踪。我们不久也要被赶出满洲或被杀死，中国还是中国人的。我们已经杀了很多很多中国人，再增加尸体数量也没什么意义。但命令总是命令。我作为军人，什么样的命令都必须服从。就像杀虎杀豹一样，今天必须把这伙人杀死。”由此可见，中尉对军部在即将战败节骨眼上的无厘头的命令极为不满，但又不得不执行。中尉教完小士兵如何使用棒球棍打脑袋之后，他在心里还做自我推脱和宽慰，他觉得自己也不想用棒球棍打杀什么人，这混帐生意不知是谁想出来的。
还有一处，毒杀新京动物园的动物，这也是日本军部的命令。而执行任务的中尉四处寻求毒药不成，他只好认真做了掂量：若留着动物不杀，他便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罪被送交军法会议；若用枪射杀动物，日后也许会由于浪费弹药受到申斥，但至少达到猛兽给处理了这一目的。他最终选择了射杀，小说中这样写到：“命令总归命令。只要军队存在，命令就须执行。可能的话，我也不想杀什么动物园里动物，他自言自语(实际上他也是这样想的)。然而配给动物的食料已经匾乏，且往下事态将日益恶化——至少无好转迹象。对动物来说，恐怕也还是被一枪打死舒坦。何况若战斗激烈遭遇空袭致使饥饿的动物蹄上街头，无疑造成悲惨后果。”这句话看上去,显然作者不仅将虐杀动物的责任推给上级领导,也给射杀动物这一恶行披上了合乎情理的外衣，村上春树其实是在维护自国国民，试图为他们的行为免去罪责。
村上春树通过小说《奇鸟行状录》中兽医的所感，对军部的“绝对服从命令”进行了讽刺性的总结表述：“到得满洲以来，兽医碰见很多唯命是从盲目狂热的年轻军官，弄得他噤若寒蝉。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 30 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有人称之为‘纯粹’，但兽医则想使用另外的字眼，如果可能的话。不管怎样。较之将地道挖至巴西，用步枪射杀两头象要来得容易。”这里出现“天皇”这一概念，村上春树意在指出天皇的命令在威慑力上更甚于军部，日本传统的军官士兵一贯奉行武士道精神而效忠于天皇。但事实上，战后东京审判并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是把责任全部推给日本军部，导致日本在战后因天皇体制的存续而无法对战争进行彻底的反省。
对日本政府的不满和抨击，在《寻羊冒险记》中已有明确的表述。作者村上春树借羊博士之口责骂政府：“当官的，全都是混蛋。那些家伙根本不懂事物真正的价值。由日本绵羊养殖失败提及日本的战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日本近代的本质的愚劣性，就在于我们在同亚洲其他民族的交流当中没学到任何东西。美国学者杰・鲁宾将这句话看作是《寻羊冒险记》的主题句，他理解为日本战后完全保留其一贯的 “封闭的体系”，日本根本没有因为痛苦的战争经验受到触动。他还认为《奇鸟行状录》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作《寻羊冒险记》的一种重述，都是以过去日本的侵华战争来探索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中国翻译家学者林少华非常认可杰・鲁宾的观点，他甚至将村上春树称为“斗士”，他认为村上春树通过作品对近现代东亚充满暴力与邪恶的历史进程投以冷静而犀利的目光，林少华在其论文中写到：“他（指村上）对暴力之‘故乡’的追索乃是其作品中种种东亚元素中最具震撼性的主题, 体现了村上作为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斗士的良知、勇气、担当意识和内省精神。特别是, 由内省生发的对于那段黑暗历史的反省之心、对暴力和‘恶’的反复拷问, 可以说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所在。它彰显了村上春树这位日本知识分子身上最令东亚人佩服的美好品质。显然，林少华的这段评论有点过于拔高，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刘研撰文《村上春树可以作为东亚的“斗士”吗？——《奇鸟形状录》战争叙事论》一文，对林少华的观点加以批驳，刘研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切入, 指出村上春树虽然在文本表层结构设置了集体记忆的编年史线索, 但他在战争叙事中传达出的对战争本质的认知、对中国人的符号化描述、对战争罪恶的虚无态度以及以电脑游戏般的解决方式对战后日本国民精神创伤实施的“疗愈”, 却表明对于战争记忆, 作家并未超越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 他对战争记忆的追溯也并未构建出一种批判性的历史意识，所以村上春树不足以成为东亚的“斗士”。
其实，作为东亚的斗士也好，非斗士也罢，村上春树书写满洲的目的，并不在于自身能为东亚或者世界和平做多大贡献，也不是为了刻意表明他对“满洲”这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其目的只不过是以“近过去”讽喻当今，借此反观当代日本社会体制中固有的弊病，包括最新长篇《1Q84》亦是如此。战后表面上的和平和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却让日本大众生活在不稳定而暴戾的社会里，如1995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一是渗透到国民精神基盘的阪神大地震，二是直接让国民陷入精神危机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日本政府官僚体制的僵硬与政治家的无策或危机处理能力之薄弱令人难以置信，表明了日本社会体系中早就存在着某种错误或弊病，这是让村上春树最为关注、最想用小说的方式表达的东西。村上春树一直倾向于“近过去”小说的创作，他对“近未来”小说不感兴趣，但有评论说他的《1Q84》是在向奥威尔1948年创作的小说《1984》致敬，村上春树在日本家中接受三天两夜的采访时,这样说到：“奥威尔的《1984》这本小说，虽然在新闻性意义上很有趣，不过如果纯粹以小说来读的话可能就相当无聊了。至少对我来说很无聊。关于近未来若想描写些什么时，很多情况下，故事在结构上往往容易变得平庸。（中间略）。我个人对近未来的东西几乎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说起来是近过去。所谓近未来，是未来可能会变成这样的想象吧。所谓近过去，是现在虽然是这样，但说不定过去已经变成那样了，是一种追溯既往的假定，因此带来现在事实的改造替换。我觉得这个要有趣多了。我从以前就有这种被‘近过去’所吸引的倾向。确实，村上春树在《1Q84》之前的作品，诸如《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都属于“近过去”小说，他善于用追述既往的方式来连接与替换当下的社会现实。
村上春树除了在作品中进行满洲书写，他本人鲜有对满洲这段历史话语的直接评论，但在纪实文学《地下2：在约定的场所》的后记中，他用伪满洲国与奥姆真理教做了相似性比较，如下：
比喻未免唐突，现代社会中的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或者同战前的‘满州国’相似亦未可知。一九三二年‘满州国’建国时，与此完全相同的朝气蓬勃的年轻技术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学者们舍下在日本垂手可得的地位，而去大陆寻求充满新的可能性的大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气盛、拥有野心勃勃的蓝图，拥有高学历和出众的才华。但是，只要身在日本这一具有强制性结构的国家内，有效释放其能量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不惜从社会正轨一度滑落而去寻求可以通融的、实验性新天地。在这个意义上——仅就其本身而言——他们的意志是纯粹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不仅如此，还有像样的‘大义’包含其中。同时怀有‘自己行走的是正确道路’这一明确的自信。
问题是那里有重大的什么失落了。如今明白了，那个什么就是‘正确的立体性的历史认识’。以具体层面来说，那里缺少的是‘语言与行为的同一性’。什么‘五族协和’，什么‘八纮一宇’，单是这类漂亮好听的字眼自行昂首阔步，而其背后由血腥的现实填补着无可避免产生的道义性空白，从而使得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们身不由己地被吞没在剧烈的历史漩涡中。
诚然，如上文所言，当年去“满洲国”想施展才华的日本青年不在少数，比如《寻羊冒险记》里的羊博士，原是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的高材生，农林省的超级精英，在接受军部的任务之后制定出日本本土及满蒙绵羊增值计划大纲，然后去往满洲，而结果因为与“羊”的特殊关系之谣传，被强制遣送回国，痛苦一生。再如《奇鸟行状录》中肉豆蔻的父亲即兽医，原是日本国内的兽医学校的一名老师，他主动报名去伪满洲国的新京动物园做主任兽医，小说中写到：“母亲不乐意抛弃国内生活去那种天涯海角似的地方。但父亲坚持要去。较之在日本当老师，他或许想在更广大的天地里施展身手。”而最终，随着伪满洲国的崩溃，新京动物园的动物们被虐杀，兽医的理想也全部破灭，而且性命也抛在了异国他乡。正所谓上文中的“其背后由血腥的现实填补着无可避免产生的道义性空白，从而使得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们身不由己地被吞没在剧烈的历史漩涡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满洲对于日本，尤其对于村上春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村上春树在其作品中对满洲的书写，体现在主要人物的满洲经历和满洲记忆上，他关注较多的是残酷的战争背景与血腥的暴力场面，尽管日本人在满洲的所为都是具有侵略性的，但村上春树在作品中呈现出较强的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还将伪满洲国的命运涂抹上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村上春树依旧摆脱不了日本大众对曾被日本征服和开发的满洲的怀旧之情，他在作品中还流露出对满洲时期中国人的轻视与傲慢，可以说，村上春树的满洲叙事，是日本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不过，村上春树书写满洲的目的，是为了反观当代日本社会体制中固有的弊病，正如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对“他者”的认识，是人类“自我”认识深化的内在需要。满洲叙事，是村上春树从以往作品对社会的“无关心（detachment）”转化为对社会的“介入（commitment）”的表现，尤其是满洲如亡灵回归般充斥着全书的《奇鸟行状录》，被公认村上春树的伟大作品之一，也是其创作生涯中的转折点。
（全文完）
像《奇鸟行状录》中虐杀中国人那一节，中尉向兽医解释说：“作为杀法还是枪毙痛快得多简单得多，但上级有命令不得浪费宝贵的子弹，一发都不行。弹药要留着对付俄国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值得。（后略）。在中国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杀中国人还不舍得浪费子弹，可见日本对中国人的歧视达到何等地步。伪满洲国提倡的所谓的“五族协和”，根本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协和，日本人是最上等人，白俄等人种居中，而被殖民的中国人是最下等人。新京动物园的大部分动物被虐杀，唯有大象没有被处理掉，因而兽医满心里感激，那几个日本士兵也因没杀象而嘘了口气，但小说里作者又写到：“不过那几个中国人或许感到遗憾。毕竟大象的死可使其得到大量的肉和象牙。在村上春树眼里，中国人总是贪便宜或贪小财，其实跟那些从中国满洲掠走大量财宝的右翼大头目“先生”之类的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这点利益实在是无可厚非。就连小说中较为善良的兽医，作者村上春树也设定他对中国人有所轻视。动物园的动物们被虐杀了之后，在那里做工的中国人知道兽医一个人对动物园残局照料不过来，就派两个孩子去帮忙，这本来是一种好意，可作者在小说中带有歧视味道地通过兽医的眼睛来描述两个孩子，是“黑黑瘦瘦，眼睛像动物似地亮闪闪转来转去”， 兽医问两人的名字时，“两人没答，仿佛耳朵听不见，表情一动未动”。显然，这里不只是用“动物”一词作比喻来侮辱两个中国孩子，作者村上春树还从主观上将下一代中国人给描写成呆滞或麻木不仁的形象。
而村上春树对自国日本人的某些描写，明显有美化或颂扬的倾向。在《奇鸟行状录》中，写到被活剥人皮之前的民间情报人士山本，叮嘱间宫中尉把文件送交司令部，说：“万一无法送到，必须坚决处理掉。烧理都行，千万不可落人敌手，千万千万!这是头等优先事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坚定地对间宫中尉说到：“如果情况不妙，首先朝我开枪!毫不犹豫地! （中间略）自己能开就自己开。但我手臂负伤，情况可能不允许我顺利自绝。那时就要开枪打我，务必打死!很明显，这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对爱国者的赞歌，村上春树已经淡化了山本本身在他国的侵略行为的历史语境。村上春树在1994年考察诺门罕战役旧址的时候，他同样是对日本士兵的坚韧与毅力表示出敬佩之意，其随笔中写到：“查阅历史记录，参加诺门罕战役的大部分日军士兵可是全副武装远远地从海拉尔徒步赶到国境地带的，大约在荒野中行军二百二十公里（相当于从东京到滨松的距离）。说体力超强也好，耐力出众也好，反正得知以后不由得对往日的人大为佩服。
（五）强调满洲的日本官兵对“绝对服从命令”的无奈，表达对日本政府决策的不满。
“绝对服从命令”，是日本侵华时期军部铁打的纪律，大致是沿袭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上级的命令无论对错，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村上春树在满洲书写上，多次强调“绝对服从命令”让官兵们无奈又不能违抗，尤其是在长篇《奇鸟行状录》中。
前文已提到，虐杀从“伪满洲国”军官学校逃脱且用棒球棍打死两个日本军官的几位中国人，这是日本军部的命令。小说中写到中尉接得上级命令，而且被命令用同一球棍把中国人主谋打死。中尉在执行命令时对身边的兽医发牢骚说：“叫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跟你我才好直言：无聊的命令！时至今日杀了这伙人又能解决什么呢！已经没有飞机，没有战舰，像样的兵差不多死光了，一颗新型特殊炸弹一瞬间就让广岛城无影无踪。我们不久也要被赶出满洲或被杀死，中国还是中国人的。我们已经杀了很多很多中国人，再增加尸体数量也没什么意义。但命令总是命令。我作为军人，什么样的命令都必须服从。就像杀虎杀豹一样，今天必须把这伙人杀死。”由此可见，中尉对军部在即将战败节骨眼上的无厘头的命令极为不满，但又不得不执行。中尉教完小士兵如何使用棒球棍打脑袋之后，他在心里还做自我推脱和宽慰，他觉得自己也不想用棒球棍打杀什么人，这混帐生意不知是谁想出来的。
还有一处，毒杀新京动物园的动物，这也是日本军部的命令。而执行任务的中尉四处寻求毒药不成，他只好认真做了掂量：若留着动物不杀，他便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罪被送交军法会议；若用枪射杀动物，日后也许会由于浪费弹药受到申斥，但至少达到猛兽给处理了这一目的。他最终选择了射杀，小说中这样写到：“命令总归命令。只要军队存在，命令就须执行。可能的话，我也不想杀什么动物园里动物，他自言自语(实际上他也是这样想的)。然而配给动物的食料已经匾乏，且往下事态将日益恶化——至少无好转迹象。对动物来说，恐怕也还是被一枪打死舒坦。何况若战斗激烈遭遇空袭致使饥饿的动物蹄上街头，无疑造成悲惨后果。”这句话看上去,显然作者不仅将虐杀动物的责任推给上级领导,也给射杀动物这一恶行披上了合乎情理的外衣，村上春树其实是在维护自国国民，试图为他们的行为免去罪责。
村上春树通过小说《奇鸟行状录》中兽医的所感，对军部的“绝对服从命令”进行了讽刺性的总结表述：“到得满洲以来，兽医碰见很多唯命是从盲目狂热的年轻军官，弄得他噤若寒蝉。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 30 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有人称之为‘纯粹’，但兽医则想使用另外的字眼，如果可能的话。不管怎样。较之将地道挖至巴西，用步枪射杀两头象要来得容易。”这里出现“天皇”这一概念，村上春树意在指出天皇的命令在威慑力上更甚于军部，日本传统的军官士兵一贯奉行武士道精神而效忠于天皇。但事实上，战后东京审判并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是把责任全部推给日本军部，导致日本在战后因天皇体制的存续而无法对战争进行彻底的反省。
对日本政府的不满和抨击，在《寻羊冒险记》中已有明确的表述。作者村上春树借羊博士之口责骂政府：“当官的，全都是混蛋。那些家伙根本不懂事物真正的价值。由日本绵羊养殖失败提及日本的战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日本近代的本质的愚劣性，就在于我们在同亚洲其他民族的交流当中没学到任何东西。美国学者杰・鲁宾将这句话看作是《寻羊冒险记》的主题句，他理解为日本战后完全保留其一贯的 “封闭的体系”，日本根本没有因为痛苦的战争经验受到触动。他还认为《奇鸟行状录》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作《寻羊冒险记》的一种重述，都是以过去日本的侵华战争来探索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中国翻译家学者林少华非常认可杰・鲁宾的观点，他甚至将村上春树称为“斗士”，他认为村上春树通过作品对近现代东亚充满暴力与邪恶的历史进程投以冷静而犀利的目光，林少华在其论文中写到：“他（指村上）对暴力之‘故乡’的追索乃是其作品中种种东亚元素中最具震撼性的主题, 体现了村上作为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斗士的良知、勇气、担当意识和内省精神。特别是, 由内省生发的对于那段黑暗历史的反省之心、对暴力和‘恶’的反复拷问, 可以说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所在。它彰显了村上春树这位日本知识分子身上最令东亚人佩服的美好品质。显然，林少华的这段评论有点过于拔高，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刘研撰文《村上春树可以作为东亚的“斗士”吗？——《奇鸟形状录》战争叙事论》一文，对林少华的观点加以批驳，刘研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切入, 指出村上春树虽然在文本表层结构设置了集体记忆的编年史线索, 但他在战争叙事中传达出的对战争本质的认知、对中国人的符号化描述、对战争罪恶的虚无态度以及以电脑游戏般的解决方式对战后日本国民精神创伤实施的“疗愈”, 却表明对于战争记忆, 作家并未超越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 他对战争记忆的追溯也并未构建出一种批判性的历史意识，所以村上春树不足以成为东亚的“斗士”。
其实，作为东亚的斗士也好，非斗士也罢，村上春树书写满洲的目的，并不在于自身能为东亚或者世界和平做多大贡献，也不是为了刻意表明他对“满洲”这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其目的只不过是以“近过去”讽喻当今，借此反观当代日本社会体制中固有的弊病，包括最新长篇《1Q84》亦是如此。战后表面上的和平和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却让日本大众生活在不稳定而暴戾的社会里，如1995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一是渗透到国民精神基盘的阪神大地震，二是直接让国民陷入精神危机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日本政府官僚体制的僵硬与政治家的无策或危机处理能力之薄弱令人难以置信，表明了日本社会体系中早就存在着某种错误或弊病，这是让村上春树最为关注、最想用小说的方式表达的东西。村上春树一直倾向于“近过去”小说的创作，他对“近未来”小说不感兴趣，但有评论说他的《1Q84》是在向奥威尔1948年创作的小说《1984》致敬，村上春树在日本家中接受三天两夜的采访时,这样说到：“奥威尔的《1984》这本小说，虽然在新闻性意义上很有趣，不过如果纯粹以小说来读的话可能就相当无聊了。至少对我来说很无聊。关于近未来若想描写些什么时，很多情况下，故事在结构上往往容易变得平庸。（中间略）。我个人对近未来的东西几乎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说起来是近过去。所谓近未来，是未来可能会变成这样的想象吧。所谓近过去，是现在虽然是这样，但说不定过去已经变成那样了，是一种追溯既往的假定，因此带来现在事实的改造替换。我觉得这个要有趣多了。我从以前就有这种被‘近过去’所吸引的倾向。确实，村上春树在《1Q84》之前的作品，诸如《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都属于“近过去”小说，他善于用追述既往的方式来连接与替换当下的社会现实。
村上春树除了在作品中进行满洲书写，他本人鲜有对满洲这段历史话语的直接评论，但在纪实文学《地下2：在约定的场所》的后记中，他用伪满洲国与奥姆真理教做了相似性比较，如下：
比喻未免唐突，现代社会中的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或者同战前的‘满州国’相似亦未可知。一九三二年‘满州国’建国时，与此完全相同的朝气蓬勃的年轻技术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学者们舍下在日本垂手可得的地位，而去大陆寻求充满新的可能性的大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气盛、拥有野心勃勃的蓝图，拥有高学历和出众的才华。但是，只要身在日本这一具有强制性结构的国家内，有效释放其能量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不惜从社会正轨一度滑落而去寻求可以通融的、实验性新天地。在这个意义上——仅就其本身而言——他们的意志是纯粹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不仅如此，还有像样的‘大义’包含其中。同时怀有‘自己行走的是正确道路’这一明确的自信。
问题是那里有重大的什么失落了。如今明白了，那个什么就是‘正确的立体性的历史认识’。以具体层面来说，那里缺少的是‘语言与行为的同一性’。什么‘五族协和’，什么‘八纮一宇’，单是这类漂亮好听的字眼自行昂首阔步，而其背后由血腥的现实填补着无可避免产生的道义性空白，从而使得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们身不由己地被吞没在剧烈的历史漩涡中。
诚然，如上文所言，当年去“满洲国”想施展才华的日本青年不在少数，比如《寻羊冒险记》里的羊博士，原是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的高材生，农林省的超级精英，在接受军部的任务之后制定出日本本土及满蒙绵羊增值计划大纲，然后去往满洲，而结果因为与“羊”的特殊关系之谣传，被强制遣送回国，痛苦一生。再如《奇鸟行状录》中肉豆蔻的父亲即兽医，原是日本国内的兽医学校的一名老师，他主动报名去伪满洲国的新京动物园做主任兽医，小说中写到：“母亲不乐意抛弃国内生活去那种天涯海角似的地方。但父亲坚持要去。较之在日本当老师，他或许想在更广大的天地里施展身手。”而最终，随着伪满洲国的崩溃，新京动物园的动物们被虐杀，兽医的理想也全部破灭，而且性命也抛在了异国他乡。正所谓上文中的“其背后由血腥的现实填补着无可避免产生的道义性空白，从而使得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们身不由己地被吞没在剧烈的历史漩涡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满洲对于日本，尤其对于村上春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村上春树在其作品中对满洲的书写，体现在主要人物的满洲经历和满洲记忆上，他关注较多的是残酷的战争背景与血腥的暴力场面，尽管日本人在满洲的所为都是具有侵略性的，但村上春树在作品中呈现出较强的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还将伪满洲国的命运涂抹上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村上春树依旧摆脱不了日本大众对曾被日本征服和开发的满洲的怀旧之情，他在作品中还流露出对满洲时期中国人的轻视与傲慢，可以说，村上春树的满洲叙事，是日本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不过，村上春树书写满洲的目的，是为了反观当代日本社会体制中固有的弊病，正如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对“他者”的认识，是人类“自我”认识深化的内在需要。满洲叙事，是村上春树从以往作品对社会的“无关心（detachment）”转化为对社会的“介入（commitment）”的表现，尤其是满洲如亡灵回归般充斥着全书的《奇鸟行状录》，被公认村上春树的伟大作品之一，也是其创作生涯中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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