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福冈的朋友，大多知道那里有个九州最大的繁华地带名叫天神，仿佛东京的银座或者北京的王府井。24年前作为一个刚到日本不久的留学生，很自然地便向往在那里能找到一份是给相当的勤工俭学工作。
    经过朋友介绍，这个愿望终于在来到日本几个月后得以实现了。我打工的是一家名叫“天神驰走馆”的日餐店，在那里的厨房做了一种名叫“调理辅助”的工种，实际上就是在厨房洗碗兼打下手。虽然这家当时在天神一带小有名气的日餐店已经不复存在，但初来乍到时一起工作的人们留给我的印象却弥足珍贵，经久不能忘怀。
 
（1）王桑，你辛苦了。
    虽然在国内学过日语，不会出现太多语言障碍，但刚大学毕业不久，对于日本饮食文化和餐饮界的职场文化几乎为零知识的我，就像每个刚到国外生活的人一样，突然间自己心中的所有自信消失，之前的一切生活常识都变得不可确定，在这个语言不同环境不同的国度，突然之间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第一天换上工作服来到厨房，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该做什么？会做什么？一切茫茫然。
    “王桑（桑是日语中对人的尊称），把盘子拿过来！”、“王桑，把这个盆子拿过去！”一起打工的日本职场前辈们尽量吩咐我做最简单的事。
    可是，“嗯？他是说这盘子吗？不是那个盆子吗？……”我的耳朵接受了信息、大脑在不停运转，却像一个外星人突然来到了地球，陌生、紧张、无头绪，还有些担心和害羞，完全失去了自我。那个时候，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愚蠢极了。
    晚间5点钟开始营业以，随着客人开始进入，整个店里充斥着日本式的迎客声“欢迎光临”。店内服务人员和厨房里的每个员工都要竭尽最大音量向顾客打招呼，而我却害羞得满脸通红，怎么也发不出那么大的声音来，觉得拼了命却只发出了自己耳朵刚刚能听到的声音。
    随着客人酒足饭饱，厨房里撤下来的碗筷酒杯也越来越多。因为做不了其他任何工作，我只好低头在蓄水池旁拼命洗碗。但即使洗碗，速度也慢得太多，不一会儿蓄水池里便挤满了要洗的碗盘酒杯。大津前辈，一个高个子的男生，默默地走过来帮我洗起碗来。看着他迅速于我三倍到五倍的洗碗速度，我再次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虽然指导我的后藤主任、阵内领班和其他每一个员工似乎对我都很亲切，尽管大津前辈为了避免我尴尬，一边洗碗一边找着话题，但一种不知所措的压力和源于无法得心应手的害羞还是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第一天工作的4个小时时间漫长得像4个月，终于到了晚上9点钟，阵内领班来到厨房，温和地宣布：“王桑，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吧，你辛苦了。”我略带抱歉地小声回答：“您辛苦了。”只听到阵内领班接着说，“第一天工作，一切都不习惯，不要着急。一切会慢慢适应的。”一边说，阵内领班的眼睛里透出了一种温和可亲的眼光，他那本来就很帅的刚阳年轻的脸，一瞬间便成了我心目中的男神。
（2）“天神驰走馆”的人们
    很快我真的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而知道我是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厨房里的钟点工阿姨们也很乐意在休息时间和我交谈，交谈中透露着她们对于中国和我自身的好奇。
    “你不想家吗？你的日语真好！”
    “中国有洗衣机吗？中国的马路是柏油马路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印象似乎还只停留在这种程度。有时哭笑不得，但也不能否认，那时街道上的确还跑着驴车。
    大多数和阿姨们交谈的时间是愉快的，她们会从家里特意为我拿来点心或制作饭团，在大家都忙碌着工作时偷偷暗示我“低下头吃几口没关系的，你年轻，饿肚子可没法工作”，她
么这样强调。她们看我的眼神到现在也都记得，是那么地慈祥。
    很遗憾，不久之后由于经营方针的改变，“驰走馆”由一家日餐料理店便成了巴西料理店。，除了我和正社员之外，一起工作的阿姨们被换成了一批大学生。为了新店开张，我和大学生们一起接受研修，这下我也变成了一个职场的小前辈。
    新来的大学生们都是福冈市内各所大学应聘来的学生，每个人都年轻有活力，和阿姨们相比多少有些不拘小节，但也充满了力量和干劲。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小几岁，在工作之余貌似懒散，但只要干起活来就风风火火，非常严谨认真。
    和阿姨们一样，他们也对我这个外国姐姐充满了好奇。虽然每个人个性不同，有的开朗，有的略显拘谨，但工作之余他们都会向我抛来不同问题，和他们聊天成了我了解日本社会、锻炼提高日语的好途径，我也成了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一起工作的日子，每天虽辛苦倒也愉快。


（3）”战事”勃发  
    小川君是一个身高将近1米8的大一男生，除了性格开朗，据说歌唱得非常好。关键是小川君还长得很帅，是那种百里挑一不可否认的帅哥。小川君工作也非常卖力，因此在半工半读的大学生中可以算是一个小头目。但在我看来，小川君唯一的缺点是偶尔有些张扬。
    一个工作日的休息时间，阵内领班和后藤主任都在后面走廊吸烟的时候，小川君领着几个男生笑嘻嘻地在厨房里谈论着男生们热衷的话题，我则背对着他们在收拾洗碗池。突然，小川笑嘻嘻地走过来，“王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呀”我毫无戒备地回答。
    “王桑难不成还是处女吧？”
    我象一瞬间突然被雷击中了一样停顿了，对于一个来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国家女孩儿来说，还有比这更难堪更难听更难回答的问题吗？同时我的脸感觉像一阵火突然燃烧起来了一样，我下意识的感觉需要灭火器。但当我回过神来时，只见小川和他的贼党一起好似一瞬间获得了至宝一样愉快而兴奋，一边发出一片笑声一边跑出了厨房。
    是，突然之间他们变成了我眼中的“贼党”，只见那几个轻浮的贼党们跑出后竟又跑回来冒出了几个脑袋，对着我嘻嘻地在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手中拿着洗碗用的水管。于是一场“中日厨房战争”，不，一场“中日男女精神对抗战”开始了。我毫不客气地朝着贼党们冒出来的脑袋和脸部进行了清水袭击，一边袭击一边感觉到一种羞辱，又觉得对这些幼稚的小男人们苦笑不得。直到后藤主任进了门，看见了我一脸的愤怒和贼党们一头一脸的水。


（4）“贼党”的真面目
    从此我和“贼党头目”小川翻了脸。尽管阵内领班和后藤主任也从中调和，并委婉地告诉我有些误会他们，他们并无什么恶意，但没有道歉没有缘由地就向他们低头？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很快我就因考学关系要离开福冈这座城市了。和小川们没有太大激化也没有明显缓和，大家你做你的工、我洗我的碗。
    突然有两天，小川临时休假。之后再来工作时，小川看起来有些气色发虚的样子。一起工作的大学生们大多是离家一个人住在福冈，小川也不例外。因此起初以为小川气色发虚只是因饮食不周休息不好。但当阵内领班和别的男生说话的内容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有些小小的吃惊了。原来，那时正值阪神大地震发生，由于伤亡较重，血库存血明显不足。福冈天神等繁华街口红十字协会到处在招募大家主动献血，我心目中“轻浮”的小川君，竟然两次不顾自身健康前往血站为灾区民众献血。
    记得小时候，妈妈在国内献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给很多金钱补助和补品的，还回带薪休假。但是，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鲜血竟然是免费的！
    我再次受到了文化冲击，触动让我忘记了小川君的“十恶不赦”，从家里搬出了自己从国内带来的红枣茶，送给了小川君，希望能给他补补血。
    红枣茶一交给小川，马上换来了小川君年轻感动的笑脸，当然还有对之前“非礼”的道歉。他告诉我，他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请我理解和原谅他。就这样，我和小川君和好如初了。
    临毕业马上就要离开天神的打工店了，阵内领班和小川君带领着一群小男生邀请我一起去送别会和卡拉ok。
    卡拉ok店里我终于听到了小川君传说中的歌声，那真是叫美好。
 
    转眼间时光流逝，我自己也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当年的年少轻狂和害羞，也不知随着岁月消失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想起小川，还会想起那张恶作剧时的脸和收到红枣茶时感动的表情。也经常会想起“驰走馆”一起打工时温柔祥和的阵内领班和亲切的阿姨们。
    不知道，这些年他们过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