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白石山厳先生”（中）

我抬起眼睛望着蓝天白云下的这大片的墓地，有人在远处一张木亭子下放置擦洗墓石工具的地方，提着一桶水走向他亲人的墓石。几只鸟在高高的树上一声声的鸣叫传得很远很空寂。这是一片称作“圣灵墓地陵园”地方。四周都是高高的树，归属某基督教会所有。在白石社长去世前几年，他的女儿劝他加入了基督教。这之前他不信仰任何宗教。加入了之后就要参加礼拜和一些重要活动，牧师也是一位有些水平的虔诚信徒。一方面若实若虚的感觉到神明在影响着他，另一方面这个小教会的众多位信徒都是知识人，相互间谦恭友敬有一种好氛围。尽管年龄各不相同，在谈论到死亡时是平静轻松没有恐惧的。这是基督教带给信徒的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白石社长多了些事要做，有事做就觉得每天很充实没有虚度。我曾经问起白石社长，他说：“我由衷的尊重耶稣，我认为这不是传说。耶稣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们人类里很少有人能做到耶稣那么伟大。他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替罪人们赎罪，这是不可超越的高尚。这种高尚引领着人类，大家应该学习耶稣。”

1995年我成立了建筑设计事务所之后，几个老朋友为白石社长举办七十岁生日宴会不久，白石社长来到我的事务所里，他决心已定对我说：“我不想坐在健树管理下的白石公司的椅子上。我希望到你这里，不要收入也可以。我就是不想在家里呆着。我的夫人从栃木来到东京每天从早到晚总是唠叨，说呀说呀说呀说呀，以前她并不是这么爱啰嗦的人。我简直没办法只有沉默，真是忍耐不下去了。我第一次认真的考虑要不要离婚。你看我都七十多岁了，说出这个想法好像挺可笑，真受不了。”我第一次听到他诉苦似的讲出这段话，我很震惊。我问：“健树那里怎么样呢？”沉默了一阵，他泄了气，沙哑着嗓子低声说：“白石公司在健树的手里就要关门了！”听到他那么让人怜悯的声音，就知道有很多难以容忍的苦闷、烦恼和没有解决完的纠缠事务。我想象不到他的夫人每天都在他的耳边说什么，我看到了白石社长从未出现过的颓唐苦闷的表情，确实令人难过。从他过度紧张的表情就知道他正竭力挣脱内心的烦躁，我在这个时刻不该接着说什么，更无需劝说，我了解白石社长，这不过是他一时的念头。
“晚上我们一起喝点吧！”我笑呵呵地向他点着头。
“好啊！”白石社长在椅子上挺直身体，微笑从脸上闪现而过。“晚上。”

这之后白石社长每天带着中午饭便当，早早的来到公司。只要电话铃一响，他立刻把手伸向电话，去和对方应答。他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老板，我是这个很大的公司里的一个很小的设计师。可是如今他到了这个很小的设计师的很小的公司，我应该怎么对待他？我依旧称他白石会长，因为他是白石公司的董事会会长。我认真地跟他说：“这里就是你的一个小公司。”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神情庄重双手解开便当盒的花布巾。我笑起来：“夫人用这样古老的印花布巾。”
他认真地挑高右边的眉毛：“这个吧，我们结婚后夫人就用这块花布巾为我包便当盒。那时候每天都像拼命一样，过了四十多年她又找出来。她说让我和你一起把这个公司做到全日本最好。”
接着他掀开白色不锈钢老式便当盒，凑近吸两下鼻孔，愉快地说：“啊，真香啊！”我看见便当盒里只有米饭，煮萝卜和一块煎三文鱼。

我的公司已经招进三名建筑师了，大家都很拘谨很少闲聊。有时候不知什么细微的原因，会引起白石社长显露出并不屈尊俯就的高傲表情。他也很有分寸的昂起额头再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我看得出他并不习惯这种坐姿。记得刚到白石公司的时候他还提醒过我不要用这种坐姿。他的面孔上和它的姿态言语上，都带着一种不可被打败的倔强。这样翘二郎腿的时候倒是很少，大家都熟悉了以后就看不到了。他的这种敏感也是自然而然的。确切的评价应该是：他每天都在勤奋又认真地做好一个经验丰富的“下属职员”的所有工作，用下属的语气和姿态与我研究工作并提醒我怎样做更好。他接电话有时会向对方说：“请稍等我请教一下社长，”然后他按下音乐保留键向我快速说明电话里的问题。现在白石社长是一个公司里的普通职员，他就想以优秀的职员那样做好工作。实际上，他没有公司了。他一个公司也没有了，我也许远远还不能够了解他失去那么出色的公司的心情。我们白天在一起工作，下班后我们又常常找一个小酒店，一起喝上几瓶啤酒或者两杯清酒，吃了饭回家。我们谈论着工作，谈论着我们要抓紧做些什么准备去拿下那一项大工作，也会讨论一些有趣的话题。重大事情白石社长都是自己承担着去做，我在暗暗地学习他。他常常告诉我对某件事应该怎样用日本人的习惯方式和对方交涉解决。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五年紧张、繁忙、辛苦又快乐的时光。在日本的横滨、神户、长崎、福冈和东京做了许多好设计并受到了表彰。七十五岁的白石社长并没有显出年老的样子，仍然行动迅速思路清晰，像一位五十几岁正在做大事的人。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决定了回国投资设立公司。他依然在东京照顾着这个公司。前一天晚上他请我吃饭为我壮行。他又重复起好早的那套老话来：“我的理想就是和中国、美国联合在一起，我们建立一个像样的建筑设计公司。今天上午我已经发传真给弗兰克，告诉他你回中国办公司这个好消息。现在，目标一步一步的要实现了。”
我们干杯，干杯，干杯。



我回到了哈尔滨。开始两年我差不多一两个月就要回到日本一次忙着各种相关工作。 2001年的9月30号，应我的邀请，白石社长携夫人来到了哈尔滨。我也邀请了弗兰克，他正在西雅图的医院照顾临产的妻子没办法离开。我租了一条大游船。10月1日上午九点，我们坐着船溯松花江而上。我请了几位老朋友。中午我们一起在船上吃东西，又让船长把船靠在了沙滩的边上。这里是自然风光，岸上的灌木丛里传出鸟儿们的欢叫声，江面很宽水也很缓天空透蓝透蓝的。我们从船上的桥梯下船走到沙滩上，我们在沙滩上嘻嘻哈哈说说笑笑的。白石社长夫妇沿着沙滩边缘慢步走了很远才转回来，不停地和大家说笑。白石夫人随手里一直拿着一个小本子，写下日本短歌的诗稿。两年后夫人把出版的短歌集《水池上的萤火虫》送给我，里面还有这次游松花江的几段诗句。下午五点我们重新上船，由上游顺着江流回到了哈尔滨的江畔。这一天他们夫妇快乐得和年轻人一样。他们在哈尔滨前后住了十天。每天我们不停的讲着各种各样的笑话，其中最多讲到的话题是让白石社长留在哈尔滨不回日本了。一提起这句话，白石夫人就一下子搂紧丈夫的胳膊收紧嘴唇笑着说：
“那样我也留下照顾他。”
白石社长轻微的向远处扬一下面孔示意：你还是回去吧。
我接上说：“哈尔滨有人照顾白石社长，您尽可以放心。”
白石社长咧开嘴满面得意：“可不是，哈尔滨的女人很漂亮呢。”
白石社长一定彻底忘了他当年曾经说过：他“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夫人离婚”这句话。我理解他那时候一定处在极其难熬的压抑中。他们夫妇一直要好到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刻。那一天早上，我和两个朋友把他们夫妇送到了机场。他们从哈尔滨坐飞机到新潟，再从新潟乘坐夜行寝房车第二天早上到东京的新宿。他曾经几遍告诉我，他们来的时候是坐的从东京到新潟的夜行寝房车。他说这个车很好，晚上睡一觉醒来就到新潟了。就像软卧的包厢一样，这样的大客车真的很舒服。每人才5000日元呢，才5000日元。价格很便宜呀。从前的白石社长是不会当别人面说什么价格划算什么东西便宜这类话。现在，他已经变得不再顾及这些细节了。而常常表现出精打细算和斤斤计较。细想起来这真令人心酸。失去公司的打击让他变得小气又吝啬。记得在1988年日本经济的好时期，真是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他带我去银座大道上的一个歌星开的高级俱乐部喝酒，他的两个弟弟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一会儿了。那晚上在那里坐了有两个小时，花了四十几万日元。这相当于一个高级职员一个月的薪资。他只是把一张金卡递给穿和服的女人。结算之后他乐呵呵的向那女人鞠躬致谢，我们便离开了。我并不赞成有钱大把的花，我却喜欢对待花钱那种平静欣悦的态度。再说这个大把花钱也是为了换得某种美好的体验。
清楚的记得后来他又告诉我一遍：“你以后去东京也可以乘坐这种车，很舒服很划算还节省时间。才5000日元。”如今他除了退休金没有别的收入。为了白石公司的存在，他决一死战。谁都知道他卖掉了所有财产一分不剩。这才变得如此小心翼翼的对待每一分钱，并为每次划算的开支而欣喜。

我不想回避一些发生过的事实去谈白石社长。那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有那么一阵子，我们相处的不太好。更有一阵子，我对他产生了敌意，是很深刻的敌意。我也清晰的察觉到他对我抱有厌恶感，也是一种很深刻的厌恶感。什么原因会产生这么不愉快的一段时光，为什么我们之间存在了一种敌意？以今天的觉悟分析起来，应该说问题出在我这儿。我所生活的国度里，从没有倡导过为什么要去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如何学会让别人尊重自己。我的意识形态里的许多观念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都会让人瞠目结舌冷落鄙视。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没几年。请你认真设想一下：一个人生活在不久还是被奴化连饭都吃不饱只能盲目信仰谎言的地方，一个人连想象都想象不出除了铁桶般封闭的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国家和他们的思想。这个人怎么能够不带着诸多卑俗和狭隘自私的偏见！就我而言，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许多和我同一地域的同一类人。我毕竟读过许多世界名著，对于文明并不陌生。我绝对想不到自己缺少良好教育之下的优良习惯。敌视是这样开始的：那是1990年入秋时节，白石社长前一天交给我一张新干线票并告诉我：请了一位翻译，在东京车站乘坐傍晚四点二十分钟发车的新干线去名古屋。我们在月台上会合，车票上都有注明。要去见一位很著名的和尚，这位九十岁的和尚通过他的一个熟人找到了白石社长，希望我能给他雕刻五尊木质头像。可是我真不情愿跟他们一起去名古屋，我打算撒谎找借口说不能去了。因为那一段日子我的心理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当时还不知道已经患上了的是抑郁症，只觉得每时每刻都在烦躁焦虑。这原因归结于我不会日本语，还有在那么多完全不清楚的规矩面前又总是感到自卑。凡是与人接触交流就让我觉得压力沉重得不能承受。睡觉之前都要吃两、三片安定药片。即便这样也很难入睡。我对于去名古屋产生恐惧和抗拒，想起那些陌生人就想逃避。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白石社长才亲自去。所以我还得撑起心情坚持着去。如果不乘错电车的话就不会迟到，可是我偏偏蒙头转向乘坐了相反的电车。只有去过东京的人才会知道东京的电车地铁是多么复杂难懂。我迟到了近三十分钟才到东京站。我第一次看到白石社长发这么大火。他站在众多候车和疾速行走的陌生人当中特别显眼。他脸色发紫极力克制自己，强压着嗓音大声地一句一句训斥我。我虽然听不懂，可这还要听得懂吗？看着他一遍遍用手指敲着腕上的手表，那块手表都要给敲碎了。那位斯文的翻译站在他旁边有礼貌的和我打招呼，想借机缓和一些眼下的尴尬局面。顺便用北京腔告诉我：“你这样的迟到，特别是乘坐新干线，真是不能忍受的。他特别生气。”马上他看了一眼白石社长说明他也责备了我。我一句也不解释只是道歉，我没有任何理由。这时候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满面倦态还是惊慌失措还是表情漠然呆滞，我看不到自己。白石社长的嗓子已经哑了，他伸出脖颈咽下口水去润湿喉咙。我说了声“请稍等”，跑到不远的自动贩卖机买了一厅冷乌龙茶回来。白石社长正在生气连看也没看，是翻译接过去拿在了手里。细心的翻译希望能缓解眼下气氛。
日本人很忌讳迟到，这不光很失礼也很失信。还有新干线的票都要重新更换。白石社长在站台上仍然哑着嗓子的吼着，他已经稍稍和缓了刚才的暴怒，夹着我的头颅和心脏的钳子也放松了一点儿。我们坐了下一列的新干线上，我坐在他的旁边。他拿出了一份报纸，两根指头连续敲着上面的一条新闻照片让我看：中国人偷渡到日本！他声音颤抖，音量不大但特别震撼。周围有人都在偷听他对我训斥：“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你看一看这些人，这些人在犯法，不守信用的人。不遵守时间的人，就是一种犯法，你很没有信用，你让我们的公司在别人的面前失去了信用。名古屋那里来了十几遍电话，我真是感到羞耻！”我低下头听着默不作声。我整个人也更加陷入烦乱，四处闪现出可怕的面孔和尖利刺耳的摩擦声。我无比自卑无比可怜孤苦伶仃。我联想到公司里的几个美国人，他们这个人种的身上天生就带着超然乐上的自信和优越感。他们自觉的遵循日本人的规矩，假如是轮到查理迟到了，也许只道声歉就完事了。白石社长也许不会像对我这样怒不可遏。因为他们是站在同一个文明人类交流平面上，已经存在着理解、信任和谅解。而我则不一样，我没有与生俱来的自信，没有讲规矩的习惯，对信誉不当回事又善说谎。经常自感卑微又不甘示弱。正是由于这些迫使我又添上了抑郁症，变得更加脆弱。我没办法判断白石社长此时看到我的样子会产生何种感受。开始我就不情愿和他们一同去名古屋，我对我的迟到并没有真心懊悔。这会儿，我特别感到浑身燥热难忍，说了声“对不起”就去卫生间洗脸。十几分钟后待我重新坐回位置的时候，白石社长没在继续说话。他依旧看着手里的报纸，似乎平静了许多。我头脑昏沉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出现了难以抗拒的困倦。后来的一个小时我几乎一直昏睡。我从没在意过自己有没有口臭，我自己闻不到。也从没有在意髭到鼻孔外边的鼻毛也是要常常剪短的。不会敏感地察觉手掌粘腻肮脏和身上的汗馊味。当然还有许多我不知道却早已存在于所有发达文明社会中的太多细节。比如，还要会对陌生人做出友善会意的微笑，伴着那种讨人欢心的眼神！你具备这些教养就会不论在哪个国家都受到尊重和认同。在我还没有到日本的时候，白石社长就和公司的很多人说：我们公司要来一位中国人，他是哈尔滨人，他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现在这个了不起的人什么都不管了，正把头仰靠在椅子背上，身体不知不觉向白石社长倾斜着，大张着嘴发出令所有人都讨厌的鼾声。懵懂中感觉到左肋间被一只硬木棍顶着，这个了不起的人便在昏睡中躲开那只顶来的木棍摆正身体。不久又倾斜过去，又是木棍又狠劲把他顶回去。最后，这根木棍般坚硬的胳膊肘使劲怼了几下了不起的人侧肋，我惊醒过来，原来到名古屋了。白石社长的胳膊肘还在对着我的肋间连续撞击着。我想立刻乘坐返回东京的新干线，整理好自己的行装回去我那没有文明教养的故乡哈尔滨。
名古屋的那个人在车站外迎接我们。他大约五十岁，穿着随意的休闲衣裳散发着很好的香水味。看得出他近几年的运气应该很不错，得意又满足。他和白石社长寒暄几句又和我客气了几句，对我们的迟到也没介意。我们钻进他的高级型号的奔驰车。他开着车哼几句歌说几句话。一只手心转动方向盘，另一只手抽着烟。他先请我们去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吃饭，然后又把我们送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宾馆。白石社长也像恢复了好情绪。翻译进了他自己的房间。我和白社长住在一个房间，那是不大却舒适的房间。在我们两张床中间有一个小桌子，桌子上面有一个既能听音乐又能听广播的木质小音箱。等白石社长洗完澡躺下了，我也去洗澡。我轻轻的洗完再吃下两片安定药片，一切都小心翼翼悄无声息。然后，我轻声道了“晚安”关灯也躺了下去。昏睡中突然听到了震耳的吵闹声音，原来是收音机的广播的声音，音量该是放到了最大。我惊醒坐了起来一看，表的指针刚刚凌晨三点十分。我不知道白石社长在做什么？为什么他坐在床上听着这么大的声音的广播？我也坐了起来准备穿衣服。可是他却关掉了收音机，闭上床头灯躺了下去。我也躺了下去。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再睡着。直到后来某夜里偶然听到孩子敲我的房间门告诉我：“爸爸的鼾声太可怕太吵没法睡觉。”我才联想到那一夜我一定是张大了嘴，发出了牛一样吼叫般的鼾声。本来我是不打鼾的。可那个时期整个人情绪非常糟糕每夜都会出现梦魇。加上这么多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想法和解释。我一败涂地了！白石社长完全不知道我的处境，他怎么可能从我的表面看到我的灵魂正处在什么样的煎熬中。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那种糟糕的状态是抑郁症啊。还好，过了几个月后我就完全恢复了从前的健康。

从名古屋回到东京的第二天就开始依照我为那位和尚拍的照片着手雕刻。七天后上午九点之前，我带着和尚的木雕头像打起精神走进了公司。面带着笑容大声的和大家打招呼。我一点不开心，我一点不想笑也不想大声和大家打招呼。我的状态很糟糕。白石社长朝我的桌子走过来。他像几天前什么都没发生那样，向我问好。我同样回敬他，好像一切恼人的事都没有发生过。我从硬纸箱里取出和尚的木雕头像摆在办公桌上，白石社长停下脚看着，惊愕中不停口地赞叹。他伸出双手替我紧了一下领带又向上提了提：“太好啦！雕刻的太好啦！这是一个有着了不起的灵魂的和尚。”其他职员们围过来看，不住口的赞叹。马上白石社长就派人把雕像寄给名古屋。两天之后，白石社长喜气洋洋的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你的作品大成功。刚才名古屋的社长来电话了，要订十尊雕像 。今天晚上特意来东京谈这件事，还要请我们去吃饭。他希望把翻译带上由他支付翻译费用。他看了这部雕像赞不绝口呢。”
我的心情放松了，又喜悦又自豪，突然莫名其妙“哈！哈！”大声笑了四、五声。四周的人都用惊愕的目光盯着我，白石社长竟然后退了一步。我立刻接着做出一个怪模样引得几个人也笑起来。局面恢复了平时的样子。这个时候压抑和苦闷暂时的躲了起来。像在很厚的阴云后面，露出了一束微弱阳光。白石社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事情过去了也就完事了。当时我还不能够理解白石社长是在设法推广我的才能。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白石社长找机会让翻译告诉我：“他说前些天去名古屋他态度不冷静。”他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他对下属不在语言上道歉，他说出这样一句也是做了很大努力。我告诉白石社长：那次我觉得特别丢脸。我也告诉他那一阵子总是有一种很难忍受的烦乱心情，而且很懒惰，很颓废，以前没有过。他听了之后只是说：“啊，这是一个经历，这是心理上压力太大。真是抱歉哪，原来是这样啊。”说着他把一大杯啤酒就喝了下去。那一天晚上我们很开心，我总是有事没事就莫名其妙的朗笑几声。回家坐在电车上，我竟有几次“呵呵”笑出声了。

啊，我想到了1995年的9月30号，我约请白石社长和另外几个朋友来到神户。我在神户设计并且监督施工的一个建筑物竣工。在第二天10月1日上午九点开始落成典礼，一个小时结束了。这天下午我们几个人在神户的街上喜气洋洋的并排走着，几个人并排走在不宽的人行道上是很少见的。我们这样走了很远，有些得意忘形。白石社长挺着胸尽量挺拔身体，两只胳膊肘稍稍向上提着抖出威风。今天他竟然是这么为我骄傲。在他打算请来两位住在神户又很有地位的老朋友之前还问过我可以不可以，他想让老朋友们认识我。我告诉他：不要问我，你说了算。
晚上我请大家吃饭，一共有九个人。订在一个很讲究的餐厅里，我要了很昂贵的一桌子菜。首先还是白石社长向大家介绍了我。他赞扬那幢漂亮的大楼，也提到为名古屋的和尚雕刻头像的过程。经他讲起来，整个过程既神奇又令人感叹不已。他不停的给我斟酒，我已经头晕目眩了。我们都很放松甚至有些不拘小节了。比如白石社长的朋友，那位气概不凡衬衣袖子上扣钉金光闪闪的神户某大公司老板，他嘴里咬着一根牙签同时又吸着烟咧着嘴嘻嘻的笑，松开的领带也歪向一边。只有少年时期的知己老友，才能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快意。大声地讲着当地庶民的口语。没人在意这些，反而我希望更加放肆一些才好。因为大家都太高兴了。夜里醒来时我好长时间都没弄明白：刚才还在喝酒说话，怎么竟然躺在宾馆的床上了呢？我为每人订了一个房间。我打开灯去厕所洗脸，喝了一大杯水。电话突然想起来，是白石社长：
“对不起这么晚打电话，你好吗？”
“没什么，就是有点头疼。今晚我一定很失礼出了许多洋相，真不好意思。”
“都喝多了谁也不会介意的。只是你说到你的家父在文化革命的1970年惨死，真令人痛心。你哭了很久很伤心，大家也被感染了跟着落泪。”
“哦，是吗？真太丢脸了，一个男人。”
“我很理解呀。你现在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谢谢白石社长。”
他在我房间的隔壁，一定是在留意着听到了我的声响后才打电话过来。他对我而言没有父辈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合得来的老朋友和师长。这些老派的日本人有这样的长处：他们懂得服从和敬重什么样的人，他们所钦佩的是你有好的人性品质和才能。
怎么说回忆起那个晚上的小宴会都是美好的。大家表达了对我的祝贺，而且是真诚的。他们那些善意的语言和一些琐碎的礼节，都表现出对我成功的赞许和佩服。长岐良丘是这样，佐藤先生也是这样。还有志水正男，平时志水是嘻嘻哈哈语言简短爱说点笑话，又特别喜欢喝葡萄酒的那种人。可是那天晚上他没有喝多少酒，他是一位不跟潮流的建筑师。他表现得那么谦虚处处小心翼翼的与平常不一样。白石社长喝了很多酒，可他不会酩酊大醉。他不停的唱歌，反反复复的说着：一个多漂亮的楼啊！真是了不起，H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对他说：社长先生，我的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承蒙你的帮助和严厉的要求。可别再表扬我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以后做出更好的东西时候，你用什么词来表扬我呢？他说：“不一定用词来表扬，给与好建筑的掌声与喝彩是心脏快速跳动。”我还想起来，当我们走进电梯里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摇摇晃晃的。我突然间把身体向下用力一坠，电梯悠了一下，大家都愣住了。志水小声惊呼：是地震！我又重复夸张地做了一个下坠，大家恍然大悟就都笑起来。我们走进了我们各自的房间。之后我只记得洗澡，哼唱，躺下。

那是一个很隆重又热闹的竣工仪式。现在回想起那些情景，真是觉得虚幻又亲切。抚摸着冰凉的墓石，我想问问白石社长：“你猜到我在想什么吧？我想我们大家再去一趟神户。”
就是因为这个刚刚做完竣工典礼的建筑物，我和白石社长还做过一次无情的较量。像拳击场上那样拼尽全力要把对手打败在地。那时候我刚刚辞职，可是这个项目是我离开白石公司前不久去神户谈妥的。虽然没有正式签契约，建设主已经决定采用我的设计方案。我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后就马上把这个变动告诉了建设主。白石公司营业部的人也立刻去找到神户的建设主说了许多与我不利的话。想从对方的手里把这个项目挖过去。我也几次去神户为争得这个项目奔波。在那些焦虑紧张的日子里，最终建设主依然和我签了合同。在这个过程当中，白石公司的人做了很多背后的工作。白石社长当然是都知道的，甚至就是白石社长下令指使他的属下们这样去做的。这是竞争，无须评论对错。这件事结束不久，白石社长就来到我的公司。以前的事就像什么都没发生那样。也是以后我才会想到：白石社长半途放弃了与我竞争，主要还是由于白石公司已经倒闭在即。即便是拿下了这个项目，也是杯水车薪反而可能更添些麻烦。我没有理由对白石社长心存不满，也没有理由抱怨白石公司的任何一个人。当我们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仍然乐乐呵呵。我们都不会计较曾经有过那些明争暗斗的激烈较量。



坐在白石社长墓石旁边，脑子里总是一下子想起这个又突然跳到另一个并无关联的件事情上。没有规则没有头绪，也没有时间的顺序。
那是发生在1998年六月一个傍晚的事。我在中国做完了一个建筑物用的全部石材加工，这是一个大工程。一切完事后我返回东京。在成田机场急着给白石社长打电话告诉他。他喜悦的告诉我，等我回来他去买啤酒和三文鱼籽，今晚要庆贺一下。等我刚回到家里，白石社长就马上过来摁电铃拉开门探进半个身体，愉快的打招呼并告诉我他现在去买啤酒。我放下行李整理东西换下衣服。没多久，白石夫人突然敲门慌张地闯进玄关，急忙把手里拎着装着啤酒的购物袋放在地上。她情急紧迫的告诉我：快快，社长摔倒了，社长摔倒了起不来了！快去，快去，快帮我，帮帮我的忙，帮我把它背回来！
我顿时紧张起来。按着夫人的指出的地点，我小跑着到了他跟前。他躺在小路上疼得直呻吟，我匍匐在地上把他背起来。他疼得高声的叫喊，说膝盖骨大概摔坏了。附近的邻居也出来几个人帮着扶他到我的背上。我把他背到他的家里慢慢放倒在地上，立刻给救护部门打电话。白石社长双手捂着右腿膝关节，不住的呻吟浑身在颤抖。白石夫人跪在丈夫身边摩挲着他的胳膊，说：“你看看，他是去买啤酒了，回来就绊倒在那个小马葫芦盖子上了。”她的表情和语气中听得出有怨气。我急忙向夫人致歉说：“我真过意不去。”
白石夫人面色仍是不悦和紧张。两手摩挲着丈夫的小腿。
过一会儿救护车来了，他的二儿子俊君也来了。救护员麻利的把白石社长抬到担架上并推进了救护车关上了门。救护车开走了。过了几天手术之后，我约好社员寮的其他四个人去医院看望他。病房在五楼，他和平常一样笑呵呵的给我看了一张埃克斯光片子。我看到在髌骨的周围绕了一圈金属丝。他坐在轮椅上，摔坏了关节的腿打上了石膏夹板直直的向前伸去，搭在了轮椅前方的支架上有些可笑。我推着轮椅在走廊里走着跟他说着笑话，查理也嘻嘻哈哈的逗他开心。然后我对查理说：“啤酒，楼下。”我们就乘电梯下到一楼。在小卖店里我给每人买了一听啤酒。我们碰杯祝福他早日康复，我们扬起了脖子喝下去几大口。白石社长却没喝。他把啤酒听递给我，说医院不允许患者喝酒。
 “啊，真想喝杯啤酒啊！”这句话白石社长说了好几遍。
我们不停的逗趣说笑话，查理还用手指弹了弹腿上的石膏，认真地问：
“这是什么皮的马靴？”
白石社长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
那一年，白石社长已经73岁了。

昨天，我去看了绊倒了白石社长的马葫芦盖儿还拍了照片。那里有两个马葫芦盖子，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小的马葫芦盖儿是上水阀门的盖子，直径差不多有24公分。早已经让人把周围沥青路面垫起来和马葫芦盖儿一平。绊倒白石社长的第二天我特意带着卷尺去拍了照片，那时候这个小马葫芦盖儿高出了沥青路面三公分。我把照片送到了练马区役所道路科。白石社长的右腿本来就有残疾，大概是在他抬脚的时候，踢到这个高出地面的马葫芦盖儿。一转眼已经过了二十一年了，这里住的人也许忘记这件事了。
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后出院了。我们社员寮的人约好了一起去接白石社长出院。他已经可以正常走路。只不过走路的时候腿的缺陷看得更明显了。这一天晚上在我的家里，举行了一个宴会。十几个人聚在一起，为白石社长康复出院而庆贺。

那一次在练马区役所大厅里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身躯变得那么佝偻矮小，他仰着脸眼睛向上看着我。他本来有180厘米高，笔挺笔挺的。现在我判断这一定和他从前摔坏了膝盖骨有关。
他一直是一个乐观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