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似乎流行写日记，并公开日记。对我来说，写日记是几十年来的习惯。写了给谁看？偶尔也会想这个问题，但是，写日记，并不需要什么功利思想吧，至少对我来说，几天不写，就会觉得像少做了一件什么事。虽然很少再去重读，但是，还是要写。就好像你每天会跟什么人聊天，也不会想到这样的聊天有什么意思，也不求什么结果，很少会再去回味。我写日记就是这样，是跟自己聊天，更不用担心对方的感受，更能痛痛快快地说几句，甚至骂几句。

    我的日记都是手写，因为这是我最隐秘的地方，是我自己画下的人生轨迹中的点点滴滴。当然，如果有人看的话，我也不会紧张到去要抢回来，已经过了这种青春害羞的年龄，能够坦然面对别人的目光。年龄，有这样的优势。
    这次公开发表的内容主要是记录自己在东京郊外卫星城市正在渡过的抗疫生活。作为抗疫记录，已经有很多人发表，每个人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也一定不同。就好像伊索寓言里的《盲人摸象》的故事，每人在现场充其量只能摸到一部分，没有人能说自己摸到了全部。反过来说，缺一块，都是不行的，不完整的。更何况现在有很多人在一起摸着头大象。用流行的话来说，像素也会更高一点，能更得看清楚点，难道不好吗？

    武汉封城后，出现了一大批“封城文学”，每个作家从自家的小窗口看到了自家院子的一片天地，我们读者就可以把它们串连起来，看到一个更大一点的封城情况和被封在里面的人的心声。声音越多，这个故事的层次就越丰富，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从一个被封锁的城市，我们听到了不能被封住的声音，这对在外面的人来说是一种宽慰：活着！大家在拼命活着！

    日本这边，现在已是4月中旬，虽然还不到一、二月的武汉，或者欧洲国家那么严峻的程度，但是已经处于紧急事态时期。虽然不封城，但是，很多人都开始自觉尽量不再出门。我也开始做远程上网课的准备，并继续在每天的日记中记录着一连串的变化。所以，不妨作为世界抗疫的一个记录，公开自己的一部分日记。之所以说是一部分，因为不是天天的记录。

    有人说，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也是错的。关键是，像我这样的凡娘俗女，无法知道正确的时间什么时候来。
   我的生日是2月20日，今年是2020年，数字上的巧合使我很早就期待它们的相遇，但是，进入一月以后，湖北疫情越来越严重，我就知道，今年无法给自己庆生了，但反而这将成为我人生中永远难忘的生日。
 
    因为披露日记，所以也不得不披露一些私人信息：在日本某电视台做广播同传，专门负责CCTV新闻联播、上海东方卫视的新闻节目的口译；同时，也在日本的大学和政府部门教中文。这些是我日记的重要背景。

    今天在电视台工作。央视新闻联播头条第一次发表了国家领导人对新冠肺炎做的重要指示，称要坚决遏制新型冠状肺炎。这次的肺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期间的各种现象，都让我想起2003年的非典。那时我也在电视台工作。
   亚洲新闻中，中国的时间为8分钟。由当天值班编辑跟我们一起从新闻联播和东方卫视的晚间新闻中各选了4分钟内容后，我和同事X开始工作。X负责新闻联播，做到一半，编辑突然跑来要求加上头条。其实，我们也正奇怪他为什么不选这个头条，似乎对他来说，这不是很重要的内容。
    在等配音录像前（注：白天的节目都是直播，而晚上的亚洲新闻因是在半夜播放，所以，这个时间段是录像。），跟X聊天，我说：“武汉好令人担心，为什么不封城呢？”比我年长的X惊奇地看着我：“封城？这种事情在今天怎么可能！”
    我也没有再多的想象力，只好觉得自己在说傻话。从小就会胡说八道，被亲戚们叫做“戆大”（上海话发音，念gangdu）。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