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吃好了，那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把盘子收拾下去。我喝着杯子里的啤酒。这时候达西亚站起身，快步跟上姑娘走近了巴台停下脚步。维加也起身去洗手间，经过了她们站着低语的地方。一会儿她们两个人都回来了。达西亚是去买单了，这也在情理之中。中国人称为“尽地主之谊”吧。达西亚什么也没吃，光请我们，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这时候，那个服务员姑娘从门外进来俯在达西亚耳边说了几句，随即直起身表情平淡的离开达西亚走了。达西亚好像腰被打了一拳似的向前挺了一下胸。脸色一下子变得很为难，她仰起脸叹出一口长长的气，不说话，眼睛红了。呆呆的想起什么事似的把脸转向窗外，一只手支在腮上遮住了眼睛不让我看到。过了几分钟，她通红着眼睛先看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可怜巴巴的，细声细调和维加说话，不时地还斜过眼睛瞄我一眼。这一阵儿谁都没说话。维加两手不轻不重地拍在桌子上，莫名其妙地直冲着我说：
“她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

我感到很意外很唐突。我放松了一下情绪：“我也有过忘记带钱的事，我正好想请达西亚。”我故作什么事也没注意到什么也不往心里去的笑嘻嘻的样子。站起身轻轻松松走到吧台，把钱交给了那个服务员姑娘。又从服务员姑娘那里拿回找给我的钱。
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大事，我不见怪也不介意。一切很平常，很正常。我们上了车，离开了“神话海湾”。沉默了一会儿，达西亚突然想起说要送给我两本书，到她家去取。维加听从达西亚的指引，绕了几个大弯子，又上了一段石子坡路。坡路上方出现了六幢五层的楼房，同样老旧。四楼某家人为属于自己所有的那片山墙抹上了水泥砂浆，像贴上了一块补丁。是为了保温，也是为了防止返潮。有的阳台用铁花栅遮挡了起来，锈迹很厚。也有用玻璃窗把阳台整个封闭起来的，这样冬天会好受些。楼前的路上有大片积水，停在路边各种汽车的小半个轮胎压在水里。有两个男人从路的一头走过来，边走边说话，老实巴交的望了我这个陌生人一眼，我向他们打了招呼。我跟着达西亚向她住的楼走过去。穿过一片杂草丛生的草坪，许多被子褥子和衣服挂在晾衣杆的铁丝上。有一些搭在了单杆上。我们走进最靠左边的单元门。她手里拿着钥匙，在三楼自己家门前停下脚，打开了房门。她不停地叨叨咕咕的，说的一定是自己的屋子里很乱，别见笑这类的话。我脸上堆起微笑，尽力让她看到一切都很平常。



房间里真是太乱了。她让我看她二十几年来所获得的荣誉。都挂在了正面那面墙上，奖状，奖旗，奖章，照片。有中国方面颁发的也有俄文和日本文字的。地上靠墙立着一排镜框，是她参加各种游泳活动的纪念照片。一张塌陷的布面沙发上也摆满杂七杂八的书或报纸。晚上也许就睡在上面。左面靠墙有一个做工粗糙的玻璃柜。最下面的玻璃打碎了两块。黑糊糊的地毯上扔满了东西，有书有照片，有一只拖鞋，还有毛巾和剪刀及一把勺子。我看到阳台上的水泥板暴露着锈钢筋，水泥脱落几处。大概不敢踩上去。说不定哪天风大，就会掉落在下层的阳台上。达西亚给我找出两本有点儿厚度的宣传画册——《NAKHODKA》（纳霍德卡）两本厚薄不一。她翻开《NAKHODKA》找出弗兰格里的那页，照片拍得非常漂亮，海面上飘着蓝色的薄雾遮着远处的“东方港”。她一边翻着画页一边快速地讲解。突然她自己笑起来，是感到自己好笑的那种笑法。我听懂她说出的单词里有“不懂”“不明白”；我想她一定在说：“喂呀呀，我像个傻瓜一样不停地说着俄语，我知道说了你也听不懂，可怎么总是说个没完呢！”还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儿，笑着。接着还是唠叨着俄语。

这时，我发现了值得她最踏实的骄傲。
她把两本画册双手递给我，我用俄语回谢她。转身出去的时候，看见乱得一塌糊涂的厨房，开着门的卫生间和一间黑洞洞的小仓库。这是好长时间也没有整理过的房间，甚至一直以来就没整理过。地毯又脏又粘，像是从汽车修理厂里扔出去的。我下楼，达西亚锁好门，送我到了草坪的对面。维加正站在车旁抽烟。我们三个人站着，又聊了半天。有些话可能和我无关，维加也没翻译。也可能说了些不想让我知道的话。临别前我和达西亚握手再见。
她在车窗外大声喊：“8月，大连。再见！”她总是笑，很快乐。
我们的车回到柏油路上，从车窗看到了在较高地势上的一群楼隐现在大树中，达西亚的家在左边远处的那幢。转瞬，被别的楼和高大的树木遮挡了。我看着手里的两本画册《纳霍得卡》，一本是精装的，一本是简装的。美丽的家乡是她心里的一笔大财富。十几年前她来哈尔滨就时时夸耀纳霍德卡和弗兰格里。维加选到了她喜欢的音乐，那个老调子，又是跟着节奏扭着腰身。车子已经上了高速公路。我看她一眼，她自然而然的，一切都很平常如往。

达西亚“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这件事一开始就使我出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伤感。因为我站在达西亚的心境中深切的体会到了一种羞愧和难过。我反复的仔细回忆和分析着今天见到达西亚的细微情境：开始儿媳妇对电话里说“我这里没有钱”，她的儿子拘谨又客气的和她打招呼说话，儿妇锁好商店门也和她很客气的说了几句话；我们站在商店门前的平台上，她笨拙地按着手机的按键打不通嘎丽亚的电话。接着又去找嘎丽亚，嘎丽亚没在家；进餐厅后她可怜巴巴和脸色冷漠的服务员姑娘打招呼讨好，后来她在吧台那儿悄声恳求，服务员姑娘在她耳朵旁转告她的话当然是老板不许赊账；她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无助又无奈像大难临头，还不时地向我们这边瞄几眼。连餐厅也不肯赊账让她请我们吃这顿晚餐，这时她走到了绝路。她终于告诉了维加，“我没有钱请你们吃晚餐了。”

我又回忆起达西亚的几个引起我注意的别样神情，最让我不愿看到的就是她和维加悄声说话时的样子。那会儿她侧过去脸，抬起粗壮的胳膊支在桌子上，由于劳作而变了形的手遮挡着涨得通红的脸。她竭力克制自己，让无声的哭泣快点结束。再转回脸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变得更深刻更显眼，嗓子也哑了，说话时要咳一咳清清嗓子。两只不大的眼睛通红，还蓄有泪水。她剪得短短的白发，冷眼看上去像个老头儿。还有，沉默了好一会儿，维加才鼓足勇气冲我说：“她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
 
我问维加：“请原谅，维加我想问，在这里退休金一般多少钱呢？”她眯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说：“1万8千卢布这很少吗？很少。合人民币2000多元，真的不够用。我的外公2万3千卢布，他是1956年开始工作的。真的很少。不过，也行，都差不多。”维加也许知道达西亚在前面已经千方百计的想要借到点钱，只是不想对我多解释。也许她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所分析的结论不会错。
维加告诉过我：“她的家很乱，不想让你看到她的家。”可最后还是让我走进了她家里，看到了她的家。她纠正了开始的爱面子，让我看到她真实的生活。也让我从画报上看到比她的讲解更要美好的家乡，这是世界上任什么地方也不可能与之相比的。我要是提前联系到达西亚，她就会把房间认真打扮起来。
我不认为她如此邋遢有什么理由。一个人，不管男人或女人，都应该整理好自己的窝。我想，这里的普通人也不都是这样过日子吧。

一下子，我的心情变得悲壮起来，以至有一阵子脑袋卡住了。在想起照片上和达西亚并排站着的冬泳队另外三个年轻人时，竟然怎么也记不起本来记得很清晰的名字。她们的脸上笑容比寒冬里的阳光还温暖。
是的，达西亚没有借到钱来请我们吃晚餐。
餐厅也不给她赊账。当达西亚在车子里说出要请我们吃饭，是她认定可以从有点熟悉的服务员姑娘那里得到帮助赊到这顿饭钱。这是最后的机会她只有这么做，她原本认为没问题的。为此她开始见到服务员姑娘的一刻就表现出哀求般的亲切。
一切都不如愿，怎么也做不到了，她哭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沉重。对达西亚来说一样不那么轻松。维加也许不这么认为。
我对达西亚的感激之情瞬间湧满了喉咙！
我向后仰着头，生怕泪水从眼睛里溢出。我不想让维加看到。

此时，达西亚早已经进了自己的家里了吧？我这么想。
她会不会因此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烧好一壶开水沏一杯热茶或咖啡，用心做好一顿晚饭来给自己吃呢？
也许她正坐在那张塌陷的旧沙发上发呆呢。
请你为自己用心做一顿晚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