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舶来品，为什么十四行诗在日本会夭折
作者 施银
 
七月东京，在东京宝荣李永亮先生的组织下，日本华人文艺界的朋友在云端开展了一场风雅别致的十四行诗诗会。有幸邀约参加了本场诗会，既欣赏了名家字画，又被各位朗诵行家的声音所折服。
 
诗会，最初我是抱着看官的心态来的，李永亮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的诗会我肯定捧场。正好途中遇到了有人提问，李先生忙于应酬抽不开身，我也就班门弄斧代答了几句。会后李永亮先生找到我，说我的解答很有价值，希望能整理成文章给大家分享。



 我最早知道十四行诗是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钱钟书在这本小说里面有这么一段描写：“鸿渐正想，什么好诗，要录在这样讲究的本子上。便恭敬地捧起来，打开看见毛笔写的端端正正宋体字。第一首十四行诗的题目是《拼盘姘伴》”。通过钱钟书的《围城》我第一次知道了十四行诗这种诗体的存在。文中苏文纨的老公，一个自称诗人的曹元朗，写了一首男女同居的色情诗歌“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昨夜之风中，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这守寡的逃妇几时有了新老公”。
 
暂且不说曹元朗诗歌水平怎么样的问题，但是从这一段那个时代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段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那就是十四行诗对于当时的留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风雅且时尚的流行。
 
事实上，从我后来对五四诗歌的研读也看出来，似乎在那个时代，特别是海外留学的海归，不写几首十四行诗，都不好意思叫自己是文化人。中国近代文坛上，包括郑伯奇、李金发、孙大雨、穆木天、饶孟侃、李惟建、陈慧家、方纬德，以及大家熟知的大诗人闻一多、戴望舒、徐志摩、梁宗岱、朱湘、罗念生、屠岸、唐湜，还有我经常提到的中国新诗开山鼻祖郭沫若的好朋友冯乃超，都尝试着创作过十四行诗。
 


中国对于十四行诗写作的第一人，当属闻一多先生莫属了。无论是翻译白朗宁夫人《葡萄牙人十四行诗》发表在《新月》杂志上，还是在自己的《死水》诗集中推出自己创作的数首十四行诗，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都是属于开天辟地的功劳。
 
而在欧洲十四行诗经典原著的翻译上，当时的《文艺杂志》曾连续用4期的篇幅译介了丁尼生、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斯宾塞、丹尼尔、西德尼等西方著名十四行诗大师的经典作品，为中国诗人的十四行诗创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养分。新月社的《诗刊》也陆续推出了包括孙大雨、饶孟侃在内的十四行诗。
 
相对于十四行诗在中国的土壤上如火如荼的生长，日本诗坛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日本，第一位把十四行诗介绍到日本的诗人是蒲原有明，但是由于日语和英语语言体系的差异，翻译特别的艰难，几经波折也是很难翻译出符合日本人韵律的十四行诗。其后，立原道造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也只是达到了把诗歌的行数写到十四行的水平，很难在韵律上有进一步的突破。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十四行诗是诗人福永武彦的尝试，他的十四行诗属于真正有点十四行诗味道的作品了。非常可惜的是，诗歌一经推出，就受到包括三好达治等大诗人的猛烈批判，还在幼儿雏形期的日本十四行诗就此夭折。
 
为什么同样是舶来品，十四行诗在中国和日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了？这里要从英语、汉语以及日语的韵律体系说起了。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从字面意思看是“小歌谣”的意思，所以和声音以及声带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早期在翻译十四行诗的名字时，也曾经音译成“商籁”，这个名字我很喜欢，因为这个“籁”字翻译出来十四行诗歌谣的本质。
 
由于十四行诗是属于格律诗歌，有着极其严格的押韵结构和文字构成。从韵律上说，中国古来就有格律诗，这一块有着天生的优势。而汉语又是典型的音节语言，说话抑扬顿挫，这一点和英语也有相似。我们学习英语时，在英语拼读时会有重音标注，重音位置的不同，往往就是不同意思的单词。而汉语中这种现象太常见了，虽然汉语没有成体系的重音规则，但是重音的存在是千变万化，一句话重音位置不同，不仅仅是字面意思不同，褒贬也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其次是文字构成，十四行诗主流一般分为意大利十四行诗，结构是先八后六；和英国十四行诗，结构是三段四句加两句。行文结构上，存在着和中国文言文同样循序渐进的起承转结结构。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点，使得十四行诗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生存空间的，而日语也因为以上因素的制约，很难在十四行诗领域取得突破。
 
当然，随着现代十四行诗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出现了无韵律的自由体十四行诗新式写法，对于十四行诗在中国和日本的进一步推广也都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中国在90年代后，各大高校也开始重视外国文学研究的回归，给这种诗歌艺术的复苏提供了难得的时代机遇。

【作者简介】木匠，工程师，旅居日本，安徽大学校友会日本分会会长。写有诗集《幼稚诗》等5部，日本华文作家协会事务局长。